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复兴之路》解说词连载——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一、江山幕色
1842年5月1日，大清帝国道光皇帝在北京收到了浙江前线的一封奏折，据说可以审讯俘虏了。于是道光抛出了一系列问题:
“𠸄咭唎(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道光帝的困惑和急躁溢于言表，但前线仓促之间很难回复他想要的答案。他不知道，其实他的皇宫里就有答案。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早在多年之前就为他的高祖父康熙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全图》，但这份精美的地图被束之高阁，蒙尘已久。骑着毛驴找毛驴，怎么会这样?
(一)悬崖边上的“天朝上国”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君主专制，还有发达的农业文明，以及沉静平和的精神世界，人们追求伦理道德和内心的安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特质维系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谱写了一部部“浪花淘尽英雄”的王朝更替史。
但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外敌如何强大，内乱如何严重，中华文明却以其博大和坚韧薪火相传，从未间断，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尽管历尽沧桑，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历史长河的主流。
历史似乎可以永远按照“周期率”演进下去，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然而，直到公元1492年，随着哥伦布从西班牙扬帆西去，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欧洲的航海家们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船帆征服了海洋，逐渐联结起了整个世界。人类的舞台因为视野的开拓而广阔，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一个接一个欧洲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兴盛发展之路。从此开始，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逐渐扩展到全球的贸易大潮。伊丽莎白一世时的英国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
沉寂的大海日益喧闹，却少了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明朝水师七下西洋之后再不见踪影，因为仅仅为了宣传天朝上国的威严而进行的大巡游实在代价高昂。而且，中国的皇帝们始终认为国家的命脉在农业，而不是商业和贸易。对于世界的状况和其他的国家、民族，“天之子”们缺乏了解的兴趣，在他们的脑海中，中国是“中央之国”，富有四海，其他国家不过是仰“中华上国”鼻息的“蛮夷”，有什么必要去了解他们？
在中国内部，自宋朝开始，程朱理学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而且成为中国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力图使人消融于对伦理纲常的道德追求中，排斥自然欲望，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四书五经中消耗殆尽，种种的发明被视为有悖伦常的“奇巧淫技”，对世界的新认识被视为异端。即使民间刚刚出现一点新见识的萌芽，也在统治者的高压和文化钳制下被扼杀。知识阶层的人们尚空谈、轻实用，文化观念日益保守，思想的创造力日益低下。
此时欧洲各国已开始走出中世纪的阴影，先后进行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革命，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逐渐推广。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精神日益得到了推崇，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从而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极富预言性地高喊：“人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受制于人，那错不在命运，而在我们。”他的戏迷—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因他说出戏剧对白“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而龙颜大怒，更没有兴起文字狱把莎士比亚送上断头台。倒是40多年后，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议员克伦威尔把他的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欧洲舆论一片哗然。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没有引起中国的一丝一毫反应。中国正忙于又一次的政治大轮回，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尽，清兵入主关内，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两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件，中国是传统式的改朝换代，正是百代犹行秦制度，而英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确立开辟了道路；中国换了一个“坐天下”的姓氏，而英国换了一种国家管理和发展的模式；一个仍停留在封建社会，而另一个已经迈进了近代，并向着现代飞奔。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1689年，英国人第一次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国王威廉三世，君权不再神授，而是民授，“朕即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率先结束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与这一事件相提并论的是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人类站在了“现代”的门槛前，而牛顿头上的光环甚至超过了一个真正的君主，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金圣叹已经死了26年，这位著名才子因反对地方官刑讯逼粮的恶行，和100多位学生、1000多名百姓到孔庙大哭，却被视为冲撞了祭奠顺治皇帝的仪式，最后被斩首示众。
在中国的邻邦俄罗斯，彼得一世经过政治斗争，夺得大权，开始通过学习西欧来推进俄国现代化进程。1717年，彼得大帝初步建成了一个面向欧洲的窗口——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敢于抛弃某些弊规陋习、学习先进科技文化以及努力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象征。
此时的中国，康熙皇帝正鏖兵西北，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已经到来。康熙皇帝粉碎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对于远在天边的𠸄咭唎，则是知之不详，更不用说像彼得大帝那样向它学习。他因为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下令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同时停止了翻译7000部西方书籍的计划。
康熙一统台湾后，曾经下令开放江、浙、闽、粤海关。后来，清政府认为江浙一带士民反清意识较强，与外国商人过多接触，会进一步引发反清情绪，影响统治，所以便以“防微杜渐”为由要求地方官员加强防范，对开放渐持保守态度。
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写下《论法的精神》，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范围内的一切事情的权利;3年后的中国山东潍县，县令郑板桥写下条幅“难得糊涂”，不久辞官归隐。
1757年，乾隆试图通过提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外商，但中外贸易巨大的利润以及广州海关名目繁多的陋规使外商对民富物丰的江浙一带趋之若鹜。了解到这一情形之后，乾隆本来心有所动，打算再次开放浙江海关。但数月之后，政策突然大变，乾隆严令只准外商到广州一地通商。英国人大惊:“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了!”
据说广东方面的官员曾上奏折辩称:“办理维谨，并无嫌隙。”虽然乾隆明知广东各级官员早已将外贸事务作为不愿他人分享的禁脔，其间黑幕重重。但是广州海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可以严密控制外商与国人交往的体系，这是江浙海关比不了的。从统治的安全性考虑，已经执政22年的乾隆作出了只许广州单口贸易的决定，使本来可以逐步走向世界的贸易趋势再次中止，直到外力打开国门，中国丧失了自主开放主动权和进行社会结构良性调整、解决人口就业和通胀的一个好机会。
1789年，法国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公约》，高呼自由、平等、博爱,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秩序的奠基石。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的文字，生怕掉进文字狱的罗网中，噤若寒蝉的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时刻留心、免贻后患”成为官场中人的共识，即使像刘统勋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不敢轻易给人写信，一些有字的废纸即刻焚毁。用龚自珍的话说，这一切是“积百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
此时如果从外太空看地球，我们会发现俄国从北面、英国从南面对中国形成战略潜在威胁;在太平洋东岸，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开始积蓄实力，不久将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一员。不过，由于欧洲战略形势此时处于大体平衡状态，不久又因为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欧洲动荡而暂时没有人能对中国的安全形势产生具体的影响。但是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因为到18世纪末，中国与英国的差距已经开始拉大，中英制造业所拥有的世界份额比达到了 6:16。
18 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无视这股时代大潮。中国仍沉浸在康乾盛世之中，全然不知此时已身处封建社会末世的落日余晖之中，更不知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欧洲各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贸易、争夺利益和霸权，中国已经成为他们锁定的目标，3000年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到来。
在百余年的艰苦奋争中，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重任将使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为之求索与奋斗，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心中沉沉的痛、深深的梦......
(二)茶叶与鸦片:两种植物与两个国家
1840年4月7日，英国国会一片争吵声，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在用民主的方式讨论一个野蛮的议题:是否对中国开战?辩论进行了3天，看起来似乎是由两种植物引起的——茶叶与鸦片。
很久以前，中国的茶叶就为西方所青睐，大量的白银因为茶叶的出口而流入中国，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使之很少需要向西方世界购买什么，正如乾隆皇帝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说:天朝无所不有。在英国人看来，货币的单向流动实在不能算是贸易，而且长此以往，英国也无法打开并独占庞大的中国市场，一个封闭的中国绝对不符合“日不落帝国”的利益。
英国的外交官们试图说服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却因为拒绝向中国皇帝叩拜而被赶出中国。英国的走私者们则干脆在中国人中制造了一种需求——鸦片，以鸦片的收入补偿进口茶叶的支出。从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只翻了一番，但进口的鸦片却是原来的4倍。英国人掠走三四亿两白银。马克思曾愤怒地谴责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
随着吸食者日众，甚至清朝皇室中都出现了鸦片吸食者。在得知庄亲王和镇国公吸食鸦片的消息之后，道光帝为之震惊。
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而且流出去的白银是为了购买腐蚀自己的毒品。国力凋敝，大清帝国的根基摇摇欲坠。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位总督就是林则徐，他奉诏入京，被道光帝召见了19次。异乎寻常的礼遇预示着异乎寻常的任务。
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从北京正阳门南下直奔广东。谁也想不到，林则徐此去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对于如何禁烟，道光帝和他的大臣们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但却很少从源头来思考问题。他们不认为禁烟的关键在英国，而认为是中国地方官员和执法人员的懈息和受贿，以及“狡猾”之民的走私，才酿成了鸦片的泛滥。
在广州，干练的林则徐终于认识到了禁烟的关键是英国商人。1年多来，他打击中国贩私者的禁烟成果，加上此前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成果，仍不到总数的1%。对于英国商人，林则徐下令:中止一切中外交易，封锁商馆，撤退仆役，断绝供应。350名外国商人被软禁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区。这一行动显出了效力，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敦促英国商人上交鸦片 20283箱。1839年6月3日，在虎门不绝如缕的硝烟中，共230余万斤的鸦片被焚毁，占1838年到1839年运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的60%。
林则徐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停止同英国人一切贸易的行动，符合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中国古代长期将通商视为“怀柔远人”的恩惠，对于蛮夷的冒犯，很重要的一项惩罚措施就是停止贸易。林则徐的行动与现代国与国之间经济制裁的手段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触犯法令的外国人，林则徐完全可以把他们审讯定罪，但当时仅仅软禁了47天，停止生活供给也不过4天，并在交出鸦片后将对方驱逐出境，这算是相当宽和了。
林则徐还致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试图教会女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此时在大英帝国占上风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很少有人有兴趣领略中国的智慧和道德观念。林则徐禁烟的行动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工业城市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来维护贸易权，有人高喊:“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于是，1840年的中国和英国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北京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一场反毒品的内部司法工作，而伦敦却回避贩卖毒品的现实，认为这“涉及到经商自由的神圣权利”。
在冠冕堂皇之下，难掩英国侵略与殖民的野心。中国的邻邦印度此时已经变成英国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品的殖民地。在英国看来，富饶的中国无疑比印度更有诱惑力，是滋润大英帝国最好的养料，足以满足工业革命后英国越来越大的胃口。对于工业革命后生产能力激增的英国来说，扩大市场是它最急迫的愿望。资本主义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它不可能放过外强中干的中国，它需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至于手段，并不重要，道德对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鸦片战争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事实上，在英国也有大量的声音反对因为鸦片而对中国动武，但是，人类道德的自律精神在这一刻完全败给了一个新兴帝国对利益和鲜血的追逐。而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的游戏规则是顺着达尔文的手在运动，公理与正义的话语权操于强者。最后，战争议案以9票的微弱优势在英国议会投票通过，刚刚登上王位才3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文件上签了字。
战争已不可避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英国很少有人谈论这场战争能否获得胜利，他们派到中国的不过是一支由40艘战舰和7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凭这些就足以击败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吗?
(三) 昏庸、无知与谎言导向屈辱
1832年，一艘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遍游中国沿海要地，6月20日，该船进入吴淞，甚至游弋于吴淞炮台周围，尽窥守军虚实。船上的一位传教士说:“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么这里的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下令驱逐该船，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如林则徐、关天培等，甚至道光皇帝都被惊动，但没人能对这只小小的商船采取有效措施。这艘船在最后的报告中说:“全中国一千艘战舰，不堪一小战舰一击!”
时局已如此险恶，但堂堂天朝无人以此为忧，无人知晓危机已迫在眉睫，与世界的疏离和盲目自大正是清帝国最大的危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差距。在闭关锁国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同时封闭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甚至出现了十分荒唐的认识。
此时的中国对世界所知甚少。士大夫乃至整个朝廷对世界的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一位文人汪仲洋是这样描述西方人的: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蓝的眼睛畏惧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认为英国人不能弯曲腰身和双腿，如果他们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在广东前线抗敌的林则徐也相信:只要断绝了对西方人茶叶和大黄的供应，他们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
在今天的故宫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清代档案。其中一部分档案被称为“上谕档”，也就是记录皇帝谕旨的档案。不过，奇怪的是道光皇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在这里，而在“剿捕档”。
“剿捕档”抄录的是平叛事件的谕旨。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这就是当时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她根本就是一个世界。天下就是中国，世界就是华夏，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不过是来进贡的蛮夷小国，应该如同各国一样称为“夷”，并在国名上加“口”边，比如英国应该写成“𠸄国”。出于这种不着边际的自大，帝国拒绝与对方发生平等的外交关系。
对于英国可能因此而引发的反应，很少有人提及，清政府上上下下根本就没有把禁绝鸦片与中英关系联系起来，人们对此时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规则一无所知。即使林则徐也不认为禁绝鸦片会引发什么“边衅”。鸦片引起的最多只是纠纷，不可能引发战争。
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相比，英国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在1793 年被赶出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斯当东的随从在1800 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位曾深得乾隆喜爱并得到乾隆赏赐的人正是1840年的英国主战派之一。马嘎尔尼也认为:“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而一位英国士兵则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因为他发现几个中国人见到一门大炮空放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所说的语言4000年以来都没有变过。”
另一位法国伟人则对中国更有信心，因滑铁卢之败而被囚禁在荒岛上的拿破仑对一位英国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击败。”
但遗憾的是，在19世纪按照拿破仑的方式成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还要经受更多的苦难。这是一个寻求变化、追求发明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已经落后得很远了。
鸦片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军队只能靠两条腿行军，邻省调兵要三四十天，隔两省约50天，隔4省则在90天以上。如果说中国军队用双腿丈量出的是封建社会的速度，那么，英国军队则用工业革命的成果丈量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他们坐着蒸汽轮船跨越重洋，从英国本土到中国也只需4个月，从印度调集援兵和军需品，来回只要两个月。科学技术的劣势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优势。
技术的差距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
英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生产率是19世纪中国的2.8倍，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大火勃然而起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近代工厂，只有家庭手工业，至于与现代化工业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更是全无踪影。
当英国人用新的方式管理国家，甚至管理君主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科举制度选出来的大多数官员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秘诀。皇帝和大臣们统治国家的依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2000多年前圣贤说过的话。即使这些话的一些内容仍有意义，但以此来衡量一切显然很不合适，除非2000多年来这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进步，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最本真的规律。
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皇帝的威权无与伦比，所有大权都操于其手，“宰相”这个名称像西方国家的“恺撒”一样成了一个尊称，被称为“相”的大学士们更像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按照皇帝的意思上传下达。内部终于再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威胁皇权，而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在中国皇帝的眼中。
中国统治者们死守“华夷之辨”的天朝大国思想，拒绝与外部世界平等交流，也失去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中国是以中世纪的军事、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以及中世纪的人来对抗已经走向近代化的敌人。马克思在批判鸦片贸易罪恶的同时，也指出:这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碰撞，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从1840年7月5日开始，历时两年，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发起进攻，烽火在万里海疆处处点燃，呈送战报的马蹄声常常踏碎天子脚下的宁静。最后，屡战屡败的清政府被迫议和。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幕由此拉开。
清朝拥有80万军队，而英国派出的远征军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2万人。以武力立国的大清王朝面对坚船利炮无能为力，屡败于远道而来的英军，中国的虚弱一展无余。除上文提到的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落后之外，社会各阶层的作为更令人感到痛心:英雄战死沙场，懦夫苟全性命，汉奸张牙舞爪，官吏谎报军情，民众置身事外。
第一个进入我们眼帘的群像是军人。17世纪中叶，数万八旗南下，建立大清王朝，然而承平日久，八旗和绿营全然不复往日骁勇。更大的差距在军事技术和军事理念。当英军充分展示火器的犀利的时候，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整整落后了200余年。清军在战争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一艘战舰，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战争样式已经残酷且陌生得让中国军人无法相信，这不再是光凭借勇气和正义就可以取得胜利的时代，科技的重要性掩盖了冷兵器时代个人的风采。
关天培，一位即使敌人也为之动容的军人。他的作战方式非常古典，他试图靠近敌舰，与敌肉搏，然而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这一目的始终没有实现。
面对防不胜防的万里海疆，清朝军队只能固守要点，以炮台与英军相抗衡，炮口固定在敌军的正面。英军的战术也始终没变，那就是以炮舰正面轰击，以陆军从炮台的侧面登陆，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关天培死于这一战术，定海三总兵同样死于这一战术，短兵相接的中国军队一次次败于这一完全相同的战术。
用中世纪的战法应战近代工业化条件下的战术，关天培的勇毅令人感动之余，也令人扼腕不已。当关天培的家人领走他的遗体的时候，英军战舰鸣炮相送。另一批数量宏大的中国军人不仅让敌人嘲笑，也让自己人齿冷。在虎门之战中，一些清军将领率先逃跑，愤怒的士兵打响了第一炮，但这一炮不是打向侵略者，而是打向自己的指挥官。
鸦片战争中的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老百姓。在英军攻击广州的时候，河道两边的山上，往往聚集着大量的百姓，他们以一种极其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英军对本国军队的攻击，“壁上观”的姿态令英军大为诧异。
不久之后，同样在广州城郊，三元里的人民自发聚集起来，在大雨中愤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并取得了不逊于清军的战果，其舍生忘死的勇悍同样令英军大感诧异。
中华民族具有国际普遍标准的民族精神是在外国侵略者一次次打上门来的羞辱中一步步强大起来的。她成长于五四运动，煅烧于抗日战争，成熟于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的时期。中华民族之魂将在一次次的血雨腥风之中重新塑造。三元里人民在大雨中的血战，为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骨骼里揉进了坚韧的钙元素。
鸦片战争中的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清军统帅们。林则徐、琦善、耆英、伊里布、杨芳、奕山、奕经、裕谦、颜伯焘、牛鉴等。在鸦片战争中，统帅们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统帅们本来多是主“剿”派，都没把“化外乌合之众”放在眼里，纷纷向皇帝打包票。但一旦亲临前线不久，在英国的大炮轰击下，就完全找不到应对之道，大多数统帅的主张就从“剿”变成了“抚”。战不能胜，和不敢言，更怕皇帝追究责任，于是往往编造谎话和战绩，将一场场惨败粉饰成大胜，将求和掩饰成施恩。
由于统帅们对世界的隔膜和无知，使敌人得到了许多从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再落到了西方各国的头上。
(四) 一纸条约，如何面对后世子孙?
1842年8月29日，南京江面的水波不改往日潋滟，但却有一种苦涩荡漾在空气中，也荡漾在清朝官员耆英、伊里布的心头，英国人在战舰“康华利”号上布置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作为焦点的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条约》上签下了名字。
《南京条约》共有13款。之所以将它称为不平等条约，是因为它割地、赔款、赦免汉奸。另外三项规定: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和新定税则，从内容来看，这可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似乎是实现从小农经济向市场化的工商经济转变的有利手段。但是英国人不会替中国人谋福利，英国的目的是为了将中国纳入由它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使大不列颠的大老板们谋得更大的好处，这也正是他们发动这一战争的初衷。事实上，仓促开放市场的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淘金矿，蒙受了巨大的痛楚，阵痛延续了上百年。
如果仅此而已，那么这是一桩可以通过奋发图强去努力弥补的耻辱。然而，中国人从这次战争中得到的是更多的耻辱以及无穷的贻害。中方的统帅们并不完全了解条约的内涵，虽然他们也恐惧于历史的名声，担心“千秋万世何以善后”，但是他们担心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担心的是“夷夏之防”，最令他们生气的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夷妇与大皇帝(也就是英国女王与道光帝)并书”。
除了撤军和保护中国人的问题，最要命的是，关于英国人在中国触犯法律的问题，为了避免引发外交事端，耆英竟主动建议:“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这就是贻害中国百年的领事裁判权的开始，中国司法对于在华犯案的外国人失去了任何约束力，这是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打击!
对于关税，耆英把原本按照国际惯例该由中国政府自行处理的事情，拿去与英国商量，相当于倒持利剑，把剑柄交到他人手中，本身就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当时的中国官方普遍对此事背后的意义没有更深的理解，中国向来不把对外贸易的收入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只要不因此引出纠纷就好，至于外贸收入那是次要的，却不知这是此后中国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很大的桎梏。
英国代表璞鼎查收到照会，如获至宝，一番研究后，他为大英帝国找到了更大的利益。璞鼎查引诱着对国际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的中国谈判代表一步步走入陷阱，大谈本就应由中国自行决定的一系列问题。
而后，中英签订《虎门条约》，清政府又丧失了领土主权、司法主权等;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更使英国可以享受中国政府给予其他国家的一切权利，“利益均沾”。
事情并没有结束，中国的虚弱和中国政府对国际游戏规则的无知落在了各国的眼中，而且英国代表“无私”地将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传授给了各国外交人员。美国以战舰耀武，又以觐见中国皇帝相要挟。于是，1844年中美双方签订《望厦条约》。其条款除了《南京条约》中的内容外，还将关税问题上升为“协定关税”，中国的经济主权严重受损;司法审判权变为领事裁判权，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等各种司法权一并失去;此外，还有修改条约的规定等。美国代表顾盛狂喜之下，一下子向国内报告了《望厦条约》胜过《南京条约》的16项优点。
当耆英等人还在为回避了与英、美各国发生冲突的危险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法国人又找上门来，他们与美国人的手段一样，以上京觐见为由，获得了与英国、美国同样的待遇。
此后，西方各国蜂拥而来，瑞典、挪威、德国，甚至比利时、荷兰这样的弹丸小国都可以不动枪炮，从皇皇“天朝”获得令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权益。大清帝国在数十年之后才慢慢了解到自己为后世子孙到底留下了点什么:他们曾经坚持的不过是镜花水月般的“尊严”，而他们轻易放弃的恰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维系的根本。
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岛，登岸的地方便是现在香港的水坑口街，在英文中，水坑口的街名就是“占有”。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片美丽的香港海湾被冠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以纪念英国对一个古老文明的胜利。
面对不平等条约，道光皇帝曾在痛苦中煎熬。据野史记载:“条约既定，帝阅之，徘徊于廊下，直至夜分。从者时闻帝叹息之声，或自语曰:‘不可!不可!’”
虽出自野史，但作为一个一向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的人来说，忽然自九重天坠入地狱的彷徨无奈是可以想见的。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成为一块界碑，铭刻了古老中国在枪炮逼迫下走入近代的屈辱、彷徨和困惑。
直到今天，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伤口依然隐隐作痛。曾经自尊得近乎自大的民族，由此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自卑得近乎迷失了自己。中华民族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寻找失去的尊严，寻找在世界的位置，寻找复兴的道路，也寻找着未来......(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责编：瘦马 编审：王辉 终审：卢子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