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复兴之路》解说词连载——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二、山河破碎
1841年7月的一天，江苏镇江，林则徐与魏源两位老朋友相会。
此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已现颓势，他们希望为中国做点什么。他们用自己的言行第一次回答了关于近现代中国命运的一组大问题:中国何去何从呢?是排斥外来的一切，还是改革时弊勇于向敌人学习?他们虽然为中国悲哀的近代史带来了第一抹亮色，但是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它不仅不会因为一个民族的苦难而让其向好的方向发展，反而常常令灾难更加深重。当我们翻开那些沉重的书页，经常会陷入一种愤怒与悲凉无从宣泄的情绪:我们看到老屋着了火，母亲还在沉睡，我们无论如何都发不出声，动不了身，叫不醒苦梦中的母亲，满腔的焦急在身体里迸发成一团大火，焚毁了五脏……
(一)一本书，两种态度，两种命运
这是一本希望创造奇迹最后却没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的中文著作——《海国图志》。其著述者一句简短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后世许多中国人渴望实现的目标。但是这句话在刚成书的近20年间却并没有引起国人广泛的共鸣，《海国图志》的命运同它的作者一样坎坷。
魏源少有才名，但是科考不利。他有济世救国之志，一向关注社会现实。1841年，他进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与谋划对英作战，并在前线审讯俘虏，他由此获得了对英国的第一个直观感受。但面对进退失据的清政府、昏聩无能的高层官员，他一怒之下，愤而辞归，立志于著述。他接受了林则徐在广州组织编写的西方国家资料《四洲志》，并开始进一步搜集资料，编著《海国图志》，以唤醒国人，了解世情，挽救危亡。
1年之后，《海国图志》成书。初为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1852年成为百卷本。书中全方位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等各种情况，不少造炮制船这样的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也汇聚书中。编书的目的正如魏源所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今天，《海国图志》是中国人说起19世纪的中国必会提到的一本书，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魏源以前所未有的客观目光审视着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他认识到地处东南的中国已不再是中心，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世界正在逐步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这是对世界市场日益扩大的直觉反应。
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长大，对中华文化充满自豪的魏源直面中国的落后与西方的强势，开始反思“天朝大国”的迷梦。他看到了坚船利炮的力量，也隐约看到了近代化国家在制度上的长处。他曾盛赞刚刚立国60余年的美国民主制度:
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同……可不谓周乎?!
这也许是中国对于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惊叹。魏源希望中国可以学习这些好的制度，从而“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尤西海之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源对世界的认识日益深刻，他倡导树立更客观的世界观，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改变心态，认识其他民族的长处，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他甚至对“夷”的说法也提出了置疑。
那么，如何应对这几千年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变化?魏源主张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程师督造，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希望满清朝廷能够成立专门机构研究西方各国政经情势，主张引进外国技术与人才，深入学习欧美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
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他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受到的威胁不光在东南，北方也有大患，他警告人们勿忘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
他主张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希望通过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国家的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保护经济。
魏源对鸦片战争失败的认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对于制度性的落后虽有涉及，却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有些观点不脱纸上谈兵的书生气，对此他自己也承认:“然则，执此书即可以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
但必须看到，作为在旧文化环境中成长的魏源来说，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已带着理性救国的态度，道出了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这是极其不易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摆脱生存环境的束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客观审视敌手的长处。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然而魏源万万没有想到，他寄寓救国图强梦想的《海国图志》遭遇了空前的冷遇。
当时中国识字者最少也有300多万人，然而却少有人去读这本书，更别说认真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一些看到此书的官吏士绅不屑一顾，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蛮夷的“赞美”之词，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英国，中国的文化乃至政治制度远在英国之上。
道光皇帝去世7年前，魏源的《海国图志》即已问世，但道光皇帝生前没有看过《海国图志》。《海国图志》问世16年后，兵部侍郎王茂荫上书咸丰皇帝，要求“亲王大臣、八旗子弟”学习《海国图志》，因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可御”。这个可以抵挡列强的“法”，就是《海国图志》。但这个建议如石沉大海，波澜不惊。
这本书最后既没有被烧掉，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在国内只印了千册左右。有的时候，没人理睬要比群起而攻更可怕，因为后者至少说明还有关注者，而前者表明人们连轻视的姿态都懒得做。
魏源官至知州，但在1853年以“贻误文报”、“玩视军机”的理由被革职。后来虽然起复，但他已是心灰意冷，以年过六旬、遭遇坎坷为由相辞，潜心于佛学。
1857年，遁入佛门的魏源病逝于杭州的一间僧舍。这不是普通的怀才不遇，魏源的命运意味着中国的命运还在昏昏沉沉地滑向不知底的深渊。魏源没有想到，他的知音者竟在日本。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在例行检查中，日本人发现了3部《海国图志》。据说，这是《海国图志》登陆日本的最早记录。虽然《海国图志》被日本检查官评定为禁书，但很快3部书便被如获至宝的日本官员和学者买去。
此后，在中国销量极差的《海国图志》不断“偷渡日本”，成为一些日本人的案头爱书。海上的炮声已使一些有心人预感到了危机。
两年之后，危机降临日本。美国以当时的世界第一流战舰迫使德川幕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此后日本又与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同中国一样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滑去。
这让日本人感到了莫大的刺激，国难当头，《海国图志》擦亮了日本维新人士的眼睛。就在美国到日本的这一年，日本人开始翻印《海国图志》，一共印刷了15版之多。到1859年，价格飙升了3倍，成为日本朝野上下革新内政的“有用之书”。长期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认为，明治维新的前辈们，“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日本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到《海国图志》后说:“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窄窄的海峡，隔开了中日两国。双方在19世纪中叶本来处于同一状态，也许中国的情况还好一点，可是双方对于耻辱的反应却相差甚大，甚至远比一道海峡宽阔得多。在那边是“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而在这一边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当鸦片战争结束时，道光帝已经60岁了，他希望耳根清静，讨厌听到不好的消息，当得知英军撤出了长江之后，道光皇帝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军费。道光帝从这场战争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不是如何励精图治，而是“用人不明”。这个“人”指的不是在懵懂中将大量主权拱手相送的耆英等人，而是林则徐，耆英则被道光视为“慧眼识珠”的成果。战争结束了，中国的一切又回到原点，清政府的军政大员弹冠相庆。
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气候中还缺乏日本那种向敌手学习的勇气，救国的紧迫性还无法改变传统思维的惯性，1840年的坚船利炮无法惊醒一个传统过于深厚的天朝迷梦，变革连萌芽都没产生就已结束。
1862年，日本德川幕府组织人员考察中国，许多日本人考察过中国后发现，曾经威服四方的天朝上国不仅与日本一样处于被西方奴役的状态，而且还不如日本富有进取心。中国在他们眼中的形象迅速缩小，同时放大的是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大清的统治者费尽心力也要让社会经济运行于原有的自然经济的轨道上，中国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社会转化的机遇一次次丧失，近代化道路看似近在眼前，实际遥不可及。与此同时，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让农民日益无法忍受，最终酿成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到了这个时候，满朝文武才想起洋人坚船利炮的犀利。
（二)内忧外患激起的布衣之怒
1843年，广东花县一位29岁的老童生第四次落榜，连秀才都没有考中。名落孙山的故事在中国千余年科举考试中无数次地上演过，也是大多数读书人都要经历的悲剧。许多人经此打击，要么鼓勇再战，至死方休;要么回乡耕读，或是别操他业。但这位的反应却着实有些与众不同，他沮丧，他愤怒，但并不无奈。他大喊: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
他向人说起几年前应试后的情形，那时他大病10余日，恍惚间得上天堂，见到穿着黑龙袍、金发及腹的天父和天兄耶稣，天父和耶稣称他为天父第二子，封“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要他斩妖除魔。
据说上帝还为他改名，由洪火秀改为洪秀全。8年之后，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随即纵横大江南北，成为清政府10余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乾隆后期，清朝初期的锐气已丧失殆尽，官场中人考虑的是如何讨好上面，不断升迁，以盘剥聚敛更多的财富，腐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对于“冰敬”、“炭敬”之类的准行贿行为，人多不以为非，甚至乾隆帝也说“不败露则苟免，既败露则应问，较之婪赃，究为有间”。在这种态度下，许多人大钻空子，贪腐之风越刮越烈。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可耕田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人口的增长速度使人民生活日益窘迫。人均耕地减少，同时，小农经济的中国没有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工业，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着眼于传统的开荒拓田。但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禁止人口向东三省和蒙古、台湾迁移，地少人多、贫困滋生的现状使社会日益动荡，清王朝仿佛坐在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口之上。
此外，鸦片战争前，中国物价飞涨，到了“连岁递增，有长无落”的地步。清政府上下进行过深入的讨论，除了普遍认为是人口增长的因素外，没有更深的见解。18世纪末，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指出中国物价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大量白银从欧洲流人。据后人分析，18世纪有数亿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
清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中，银两与铜钱并用。民间和官府多用钱折银来交易，1两银子折钱1000文。面对不断涌入的白银，为维持平衡，清政府大量铸造钱币，使得价格水平上涨。鸦片战争后，涌入的鸦片、外国商品和大量的赔款使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每年进来海量鸦片和其他商品，流出去巨额白银，又造成银贵钱贱。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致命的。虽然，清政府吸取明朝教训，恪守“永不加赋”的祖训，怎奈随着银贵钱贱的日益恶化，老百姓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钱粮才能完成赋税任务。在19世纪40年代，许多农民不得不用以前3年的钱粮来完成1年的赋税量，3倍的负担使许多农民破产、出卖土地。由此造成的土地兼并现象也日益严重。
1844年，洪秀全与同窗好友冯云山开始了在广西的传教活动。其间，洪秀全回广东致力于学习基督教来完善“拜上帝会”的教义、仪规，曾在广州罗孝全礼拜堂学习4个月。而冯云山则主动留在广西开始组织宣传工作。懂得些相学的冯云山认定洪秀全生具“异相”，有王者的风范，于是极力鼓舞洪秀全起事，后又一路追随洪秀全，不辞辛劳。冯云山性情坚毅，其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也在洪秀全之上，即使后来洪秀全回广东，他仍坚持深入紫荆山区的平在山烧炭者中。数年之间，“拜上帝会”在广西紫荆山区的几个县里，迅速发展，参与者日众，影响甚至传播到广东。
1851年1月11日，正是洪秀全生日，广西金田村竖起了太平旗。不久，洪秀全称天王，建立太平天国。
太平军兵围南京，发文告说:“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
一时之间，太平天国的黄旗遍布东南各地，东南一隅换了新主人。大清帝国赖以维持生命的江南漕运瘫痪，南北交通被截断，它面临着自定鼎中原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三）太平天国，难成太平之国
1853年3月2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杨秀清率领各部将士恭迎洪秀全入南京，在一片欢呼声中，洪秀全第一次进入南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刚听到这个消息，咸丰皇帝震惊莫名。斋戒之后的他来到北京天坛向上天祷告，忏悔招致天帝愤怒的种种罪过，希望天帝帮助他渡过大清最大的危机。南京上空飘起的太平旗已经取代了大清龙旗，太平旗会不会也遮蔽北京的天空?
初人南京，太平天国大有新气象，整顿部伍，严明军纪，规范秩序。不久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土地梦以法令的形式予以颁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太平天国比较注重维护农民的利益，许多农民开始感受到了变化。
新气象不止如此。
1854年，石达开等人拟《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五十诰谕》。他们不像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那样对欧洲文明抱有一种敌意和误解，而表现出一种大方的交流和温和的善意，所谓“天下之内皆兄弟”，愿意与各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另一方面，他们竭力维护国家利益，不承认不平等条约，对于列强种种侵害主权的行动和意向坚决抵制。他们禁止吸食、贩卖鸦片，东南烟毒一时禁绝，这也是列强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太平天国还禁止缠足、禁娼、禁赌、禁酗酒。
对于这些现象，各国的观察家们说南京变成了“苦力王们的城市”，李秀成却认为这个称号是“最大的恭维”。民心的向背似乎很清楚了。
1853年6月14日，太平天国开始西征。然而，它在一派高歌猛进之中也潜藏着重重隐忧。
其实端倪早在起兵后不久就已显露出来。在永安城陷于清军重围，前途未定之时，洪秀全急不可耐地分封杨秀清等五王，似乎要在危亡之际让大家都过一把帝王瘾。这已经不像励精图治的“图大”格局，与“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传统战略更是相去甚远。
刚进入南京的第二个月，洪秀全就在原来两江总督官衙的基础上，召集万余人力用心营造天王府，但刚建成就失火了。不久，又大兴土木，再建天王府。洪杨大兴土木的行为影响甚广，在戎马倥偬之间，许多高级将领、官员都大兴土木，营建安乐窝，争相攀比。
林凤祥、李开芳率领2万多人一路北上，偏师北伐。这支孤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能力，牵制了大半个华北乃至蒙古的清朝军队，最后在粮尽援绝中全军覆没。这是洪秀全、杨秀清改变战略布局的第一个直接恶果。此后，为了保卫天京，太平军不得不调集重兵防守。天京到了后期不仅成为“鸡肋”，还成为清军调动牵制天国各部的必救之处。天京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直到最后压垮了整个太平天国。
正当北伐军陷于苦战的时候，洪秀全开始在天王府中安享富贵，不仅不再谋划长策，而且多数时间都在天王府内享受地上“天王”的尊荣。部下请求朝见，他的回复是“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从此不早朝的他还做着传于千秋万世的美梦。
在前方战事方炽，将士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新生的政权，人民在战争中饱受流离失所之痛的时候，作为“吊民伐罪”的一方却比要讨伐的对象堕落得更深，也日益与自己所秉持的“平等”理想越来越远，此时失败也就越来越近，所谓的千秋万世不过是一场无痕的春梦。
与此同时，天国最凶恶的敌人也已经出现了。
当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时，皇帝即下谕旨，命在湖南湘乡荷叶塘的一位丁忧在家的二品礼部侍郎帮同办理“团练”事务，这位礼部侍郎就是曾国藩。这个表面“端正严肃”的曾国藩并不迂腐，相反，他有着相当高超的政治敏感性和手腕。他对“团练”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要练出一支可以抵挡甚至击败太平军的精兵——湘军。
（四）踏破山河，终成一曲悲歌
1856年5月，天京城南面炮声隆隆，杀声四起，10余万大军鏖战方酣。石达开、秦日纲率部猛攻紫金山等清军营盘，杨秀清出奇兵焚烧清军马队，乘乱破清军20余座营盘，清江南大营崩溃，钦差大臣向荣自缢而亡(一说病死)。千里长江中下游各重镇，一时尽归天国版图。
对于天国领导层来说，似乎澄清江南指日可待，抵定中原亦为时不远，天京城内一片欢声雷动。然而对于洪秀全来说，这场胜利让他欢喜也令他忧。他的不安来自东王杨秀清。早在刚进南京城不久，杨秀清主持的科举考试试题居然是《四海之内有东王》，杨秀清的野心毫不避讳地公之于众。几年来，他又以各种理由压制、打击诸王，甚至曾经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杖责洪秀全。
1856年7月，东王部下密告洪秀全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杨秀清欲杀洪夺位。洪秀全一见形势大恶，密诏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诸王杀杨秀清。
天京事变后，原有的对清朝的战略优势不复存在了，战局急转直下，太平天国再也没有彻底改变过防御的劣势。而在太平天国内部，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全家死难于天京事变的石达开率部属出走，出于义愤，数十万部队随他离去，弄得“天兵”为之一空。
石达开出走后，迫于压力，洪秀全免除两位兄长的王位，并选出陈玉成、李秀成为统帅，终于在风雨飘摇之中暂时稳定了形势。但洪秀全不仅没有彻底放权给陈、李两人，还不断分散其权柄，故意将其部下提拔到同位，使两人无法有效施行指挥。
1863 年底，就在天京的最后关头，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另开辟新的战略空间。但是洪秀全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者乎!而此时城中部队不过万余人，能战者更少，天兵如水云云表明其完全坠入了臆想中的世界。李秀成深深失望，以自杀相威胁，只差剖心以明心迹，即使这样也没能让洪秀全回心转意。
1864年6月1日，天王府中愁云惨淡，洪秀全病重死去。
不久，天京被湘军攻占，天王府的大火使夜空凄然变色。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这是一个引发了后世无数学者思考的问题，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正是李秀成。
1864年8月7日，昏暗的牢房中，41岁的李秀成正在奋笔疾书。一位访客告诉他，他将在当天被处决，而他的反应是“面无蹙容”。傍晚时分，他走向刑场，“谈笑自若”，从容就义。他留下的自述被一些人认为是永远的污点，是背叛的证据。真的如此吗?
李秀成曾为了太平天国的存亡断续，奔走南北战场，一次次将天国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回来。他素有“仁慈”之名，不屠所攻之城，厚葬敌军统帅。然而，历史舞台上的他戴着镣铐起舞，泣血忠告一次次被视为胆怯的象征而弃之不顾，他血战得来的一次次奇迹最终都被糜烂的政局、险恶的内乱、昏聩的君主、朝堂的奸佞抵消了，最终至大局不可收拾。
当湘军破城而入的时候，他带幼天王回家拜别母亲，忠孝之间他选择了忠。他把相随多年的白马让给幼天王，并率残部为其断后，血战一昼夜，直到马力不济，掉队被俘。
李秀成年幼时家贫，靠自学成才，爱读三国，平生用兵喜用智谋，而为人却学足了赵子龙和关云长的忠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不管受多少打压，不论多少智略不为洪秀全所用，他都做到不离不弃，即使最后时刻仍图谋在清政府与湘军中制造矛盾，为幼天王赢得喘息之机，甚至不惜背上“投降”、“晚节不保”的骂名。
《李秀成自述》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回顾，他以一腔悲愤写下了太平天国最后的挽歌:“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
太平天国还没能彻底取得成功，就已蜕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直到最后的崩溃，不过10余年。
徒有一部适应潮流的《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无法施行，清政府不愿施行，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够施行的阶层。
但是，正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一部分人终于从“河晏海清”的迷梦中惊醒了。(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责编：瘦马 编审：王辉 终审：卢子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