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复兴之路》解说词连载——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三、自强难强
1860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这是西方世界第二次以鸦片为理由入侵中国。
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下达焚毁圆明园的命令，其理由是“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不易泯灭、永远保存的痕迹……圆明园宫殿之为要地，人所共知，毁之所以予中国政府以打击……警醒其迷梦”。这一行动得到了英国首相巴麦尊(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外交大臣)的同意，他给额尔金的回复是:“若然中国皇帝皇城内的宫殿，都受到同一遭遇，我便会更加高兴。”暗示额尔金烧毁紫禁城。
大火红透了北京的天空，5000年的文明结晶、百年的诗化建筑和中西文明相结合的象征被付之一炬，只给百年后的世界留下了断壁残垣和不绝于书的愤怒。这座万园之园要用150多年的时光和数不尽的人力、物力才能建起来，但毁掉它只需要一把火和一个野蛮的命令。
法国的良心——雨果曾经沉痛地说:“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这一年，外有列强入据京师，内有太平军撼动根基，清政府中的一批人感到危机重重，“振作”与“自强”的音符日益响亮，并在此后三四十年间成为中国为实现近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他们能实现自强的梦想吗?
（一)洋务运动——拜“外夷”为师
19世纪下半叶，神州大地满目凄凉:太平天国鏖战东南，捻军纵横于淮北和中原大地，西北、西南民变不断，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借助西方各国的力量镇压，也因此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令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内乱频仍进一步引起沙俄、英法等国的觊觎之心，大西北、大西南危在旦夕;列强纷纷伸手攫取利益，仅俄国就乘机夺走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
大战过后是大荒，200年不遇的丁丑奇荒，北方受灾人口达2亿，死亡人数 1300万，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人民在饥饿困苦中煎熬，已危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历史的扑朔迷离是需要时间的长河来厘清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还很难被当时的人们完全看清。在那个时代，统治阶层更关注的是太平军和列强的军事存在，太平军己使东南半壁不复掌握，英法两国能够轻取京畿重地，任何一方都能颠覆清政府的统治，老大帝国被太平军的战刀和列强的炮火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用什么来攘外安内?
尘埃落定是在1860年和1861年。那两年是多事之秋，许多大事件交织在一起，清政府被动地确定了挽救时局、挽救统治的方略。
1860年，时局没有给清政府再留下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9月22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皇帝匆忙北上“谒陵”。留下来与“夷人”周旋的是恭亲王奕诉和一封谕旨。谕旨上说，皇帝希望奕诉赶快在英法两国提出的条约上签字，好让自己早点回北京，以免动摇根本。至于要付出些什么代价，已经不重要了。因此，战败者不惜工本急于求和只能收获一个远比《南京条约》更苛刻的《北京条约》。
执行这项艰难使命的亲王也就是后来在官场和民间都颇有些声望的“鬼子六”，这个称呼极言其狡诈多智，但当时他不过27岁，对外交事务的陌生、对英法军队的畏惧以及当时险恶的局势，使他的小聪明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他对当时的局势也只能是权宜办理，即以出让主权为代价，使英法退出北京，暂时止息外患。
既然外战不堪一击，内战尚可支撑，许多清政府官员自然认为应当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成为当时清政府应付时局的基本战略，而这一战略一直执行到19世纪末。
但是，不管是安内还是攘外，都必须以自身的强健为基础，中国终于响起了一个早就应该响起的声音:自强。中国古代典籍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咸丰皇帝逃出北京城后，一头扎进了承德避暑山庄，再没有离开过。
1860年12月24日，体弱多病的咸丰皇帝发布了同样弱不禁风的大清帝国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第一个“上谕”。1861年1月11日，奕诉、桂良、文祥等在北京与“洋鬼子”周旋的文武官员上了一道折子——《通筹夷务全局折》，其中第一条就是“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
9天之后，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命奕诉为首席总理大臣，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负责该部事务。由此，总理衙门成为自强运动，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洋务运动”的领导机关，而奕䜣成为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央的代表，也成为晚清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洋务运动的开始，帝国中枢提出了“自强”的办法，奕诉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造为先。”
值得注意的是，“自强”的愿望不仅出现在清政府的中枢，也出现在各地封疆大吏的吁请中。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和魏源完成《海国图志》已经过去了近20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终于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不过，给他们最直观的教训，或者说他们最好的老师恰恰是老对手——太平军。
1853年，清政府发现太平军向洋行购买洋枪洋炮，这使得清政府大为紧张。到了后来，太平军各部几乎都有洋枪洋炮。1862年，李秀成率部解围天京，枪械精良，“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使湘军各部“惊心动魄”。
战争是最好的教员，即使像曾国藩这样原本怕使用洋枪洋炮会“以夷变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胜利“实赖洋炮之力”。面对沙场决胜、将士浴血，只好四处采购军火送上前线。李鸿章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疑虑，下令多置军火，密令部属跟在洋枪队后面参观见学，“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
淮军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军队中火器最多的部队，1865年，5万淮军竟拥有三四万支洋枪。虽然作战方式仍没有跳出陈旧的观念，但李鸿章已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行者之一。更多的人都是从战争中领略到了“自强”的意义。
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不约而同出现了一股自强的潮流。虽然，最初的目的是消灭太平天国，但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学习列强以自强、对抗列强以自保就逐渐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骑驴赶马的早期近代化
1863年12月20日，安庆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寒气逼人，一艘很小的木壳小火轮推波逐浪。船头上赫然坐着一位清廷大员，在他严肃的面孔上难掩兴奋和好奇。他就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他坐的小火轮是中国第一艘自行制造的蒸汽轮船。这只小火轮不过是一支宏大舰队的雏形和试验品，对于洋务运动乃至中国工业化进程来说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两年前，也就是湘军刚刚攻占安庆不久，硝烟还未散尽，曾国藩就急不可待地成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内设火药局、火药库、造船局三部分。曾国藩大力访求人才，一时之间，在设备简陋、条件草创的军械所聚集了一群当时中国少有的科技人才，如精通化学、电学的徐寿父子，数学家、天文学家李善兰，数学家华蘅芳，制造炸炮的黄冕、龚芸棠等。
徐寿和华蘅芳联手用一年时间制成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与当时世界上相当先进的“往复式蒸汽机”类似，“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曾国藩高兴地写道:“窃喜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8年8月，一艘战舰在黄浦江中劈波斩浪，它长达18丈，每小时行驶37里，配炮9门，一时轰动上海滩。曾国藩试航后的评价是:“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他满怀信心地向清政府报告说:“将来渐推渐精，……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为这艘战舰取名“恬吉”，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意。虽然制造这艘战舰的江南制造局此后多灾多难，中国的海疆不仅长期难以安宁，而且外国战舰如人无人之境，但这个名字显示了中国人已经开始编织远航异域、征服大海的梦想。
1866年8月19日，大清帝国闽浙总督左宗棠从福州城出发勘查地形。在马尾，他看到了一个天然良港，左宗棠认识到那是一个炮舰政治横行的时代，他将在这里建设第一个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近代船舶修造厂。
此时的世界诸国纷纷争夺势力范围，强国们每天筹划着从亚非等落后国家攫取“阳光下的地盘”，彼此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其结果就是数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已开始悄悄地学习欧洲技术优势乃至社会制度。
而中国的情势却是“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而且，列强凭借其先进的运输手段及各类工业品对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所以说，制船技术已不仅是军事安全的问题，还涉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如果再不学习制船之技术，那么欧洲各国将继续骑着骏马奔驰，一日千里，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中国却仍懵懂地骑着小毛驴蹒跚踱步。
左宗棠希望中国人掌握制船的核心技术，哪怕再艰难，哪怕多花点钱也值得，正所谓“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因为掌握了这些技术，还可以发展出其他各项技术，这是一个可以生生不息的大好事。
虽然左宗棠不久就改任陕甘总督，但他在马尾的想法没有落空，他的继任者叫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会同一些有志之士以“一腔血诚，不避嫌怨，视公事如家事”，于七八年间，使马尾诞生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船舶修造厂。
严格来说，这个工厂不是一般的工厂，它更像一所学校。工厂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福州船政局先后造出了40艘近代舰船，装备了福建水师的全部、北洋水师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三分之一。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 2400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
舰船易造，人才难求。左宗棠、沈葆桢想要培养出一批能够驾驶近代舰船巡守万里海疆的人才。收获应该能使他们欣慰，有两位日后名扬天下的人物从这里走进了中国近代史。一位叫邓世昌，而另一位叫严宗光，也就是后来的严复。
1888年，清政府设立海军，除海军提督这一职务外，7个总兵、副将中的6位都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都在1894年以其悲壮慷慨的风范为船政学堂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业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
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
同年，李鸿章建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
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自卫战争中，主要枪械和弹药大多由以上的军工厂制造。甚至到了20世纪上半叶，在抵御外侮的历次作战中，还经常能看到这些工厂出产的枪械。
随着军事企业的发展，民用企业也开始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终于响起了轰鸣的机械声，高高的电线杆冒出了地平线，地底的煤炭开始逐渐得到开发，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火轮出现在大江大河乃至沿海各地。由此，逐渐形成了煤铁矿务的开采与冶炼、纺织工业、电线电报、轮船航运等四大洋务民用工业企业。
不过，洋务运动的成就也像它的缺陷一样突出。
此时的中国已沦为欧美工业产品倾销地。从1871年到1893年间，每年输入的外国棉布价值高达三四千万元，仅次于鸦片。对于这样简单而利润高的轻工业，本来是富国裕民的重要基础，但洋务运动领导者们没有引起重视，拱手让与列强。
到1894年为止，全国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6749万元，其中官方资产占到70%，而在官办企业中，轻工业只占官办企业总资产的10.3%。
更糟糕的是官办企业与市场脱节，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再加上管理阶层把种种官僚习气带入企业，不懂现代企业管理而又贪污成风的官僚集团使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成果不多。又没有相应的新式文官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于是个人发财，国事衰败。这些新式企业生产的炮弹因为偷工减料，有的甚至干脆没装火药，这些恶果在甲午战争时使中国军队吃尽苦头。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局限于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不敢也不可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革新，他们虽然带领中国向近代化蹒跚前进了好几步，但在那个时代，少数几个人，即使手握重权，也只能为腐朽的天地带来一缕清风而已。
官办企业暴露出来的决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洋务运动领袖们在思想上的不足，他们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用西学来维护封建制度。所谓西学主要是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没有涉及制度层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再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当“西学”与传统“中学”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罢“西学”以维护“中学”。这样一来，洋务运动的发展空间就显得非常有限。洋务运动的领导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但“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无奈，“义可采取”是对未来的期望。洋务运动的成败不仅取决于自身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更在于整个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
(三)仇恨与无知，洋务运动无法逾越的障碍
1862年6月的北京政坛开始了一场争论，其缘由是一个新鲜事物同文馆。设立同文馆的目的是培养一些擅长外语的人才，5年后同文馆打算从已经拥有功名的人员中培养天文、算学人才，以补充严重匮乏的人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仅凭四书五经难为强国之策。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小小的同文馆竟然在中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大批官员将同文馆视为势不两立的异类。一时之间，中国士大夫们都以进同文馆为耻。大学士倭仁上书抗议:“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但没有成为引领潮流的弄潮儿，反而成了被传统士大夫围剿的对象，很多人坚决反对新式学校，也反对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甚至有人痛骂洋务运动倡导者:“必皆无耻之人。”
在守旧派强大舆论干预下，报考天文、算学的人中，科举出身的寥寥无几。奕诉等人不得不放宽投考者的条件，以扩大生源。结果考生质量低劣，“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
对于修建铁路、架设电线，更是举国一片反对声。
于是，在欧美各国进入以电气化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仍在四书五经中寻求人生的价值，在中国人已对坚船利炮有深刻认识的时代，武举考试的内容竟然还是弓马骑射。
对于中国人，美国人的评价是:“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这些话很不中听，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一再验证了外人的看法。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起自河北唐山，止于胥各庄，名为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却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因而禁止使用机车，只准以骡马拽引车辆，人称“马车铁路”。
洋务运动在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1876年，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走马上任，然而这并不是一次荣耀之旅，不仅没有鲜花和送行的人群，而且背着“卖国贼”的名声上路，他叫郭嵩焘。他是何许人呢?
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好友，也是湘军中的元老级人物，官至广东巡抚。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在浙江为抗战效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帮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两人虽不和，但在战局一触即发之时，郭嵩焘依然驰至，堪称“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郭嵩焘主张发展私营企业，与洋人在商场角逐，他认为这比发展军事力量更重要，认为民富才能税多，国家才能真正富强。他希望国人能够放弃对“言利”的鄙夷态度，积极创造财富，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郭嵩焘主张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考察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列强和中国的强弱。
不过，他被视为“卖国贼”并遭到唾骂的原因还不是宣扬这些思想，而是同意担任驻外公使。消息刚一传出，故乡的秀才们竟打算捣毁他的住宅，他的朋友也为他惋惜，当时有一副专门骂他的对联写道:
其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就这样背负着心灵的包袱和身后的骂名走马上任。郭嵩焘竭力在狭窄的外交领域里为中国拓展生存空间，他试图学习并依照国际法和外交惯例开展外交活动，他艰难地为中国外交打下了一个基础。
但是，郭嵩焘在外交领域越成功就越引起国内的非议，清政府甚至还派了一个副使来监视他。他按规定呈送日记《使西纪程》，其中有客观分析西方长处的字句，顿时被朝野上下大骂，说“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清政府直接下令将已刻行的《使西纪程》立即销版。
副使弹劾他的十大罪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什么看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什么穿着洋装参观炮台，离谱的是参加音乐会看节目单也成了不可原谅的大罪。
更离谱的是清政府竟真的因此对郭嵩焘查办治罪，最后靠李鸿章上下活动，才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理由勉强过关，将他打发回家，接替他的人是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但是归隐的郭嵩焘仍然没有摆脱掉种种骂名，死后清政府没有按规定赐谥，也不准国史馆立传。
对于郭嵩焘的遭遇，曾纪泽非常同情，他曾一再为郭嵩焘辩解，说郭是拼着名声为国家办事，希望慈禧予以保全。慈禧表示了谅解，但谅解的方式是将郭嵩焘投闲置散，最后又夺走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死后哀荣。
去世前，郭嵩焘写下了一首诗，句中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他自信后人和历史会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在外患东来、内乱不绝的关键时刻，举国的时尚竟以耻谈或痛骂洋务为荣，在许多人看来，洋务就是卖国，很多人宁可向上苍祈祷消灭洋人，也不愿看一看西方列强到底强在哪里。民众的麻木不仁、知识精英的鼠目寸光，到了令人恐惧的地步。
保守势力想用封建主义打败资本主义，用伦理道德击垮坚船利炮，用科举制度对抗新式教育，这些思想意识中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抱残守缺的后果更加严重。
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国家与民族走错了路，甚至只要延误步都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四)狼子野心对日薄西山
1872年3月12日晚7时至9时许，南京两江总督府内一位老人在椅子上静静地逝世。他是曾国藩，死后谥“文正”，虽然生前为三朝重臣，死后清政府为之辍朝3日，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非常低，不知是失望于自己一生功业未竟，还是绝望于晚清政局。曾国藩之死意味着后世一些史学家所说的“中兴四臣”只剩下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作为晚清政坛上执牛耳的人物，李鸿章、左宗棠都想通过洋务运动强国。
左宗棠注重“塞防”，他曾率领6万湖湘子弟西出兰州，收复新疆。
另一位名臣李鸿章是国际外交界最有名的中国人。虽然后人对李鸿章毁多誉少，但不能不承认他是晚清政局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能清楚地认识到当时中国所处的恶劣环境，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之策。“变法”的主张使他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积极推进海防建设，几番辛苦，多年筹划，四方奔走，屡次上书，以10余年心血建成堪称远东第一流的北洋海军及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
北洋海军赴日访问，使日本大为震惊，日本军方的评价是“大显威容”，据说排名仅次于英、法、俄、意、德、西、美七大列强。这些都令中国人为之自豪。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衰弱的国家突然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就像一个老人突然拥有了一只肌肉盘虬贲张得如同钢铁一般的年轻手臂，他能挥舞得动吗?不对衰老的肌体进行全面更新，不用新思想更换他的大脑，不用近代化的工业模式更换他的骨骼，不用繁荣的商业贸易更换他的血液，不用日渐富裕并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民众更换他的细胞，仅仅满足于一只拥有金属外壳的强壮手臂，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不过，北洋海军仍可以算是李鸿章一生最得意的事业，后人也多予以褒奖。李鸿章的名声其实多坏在“外须和戎”上。李鸿章似乎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严重缺乏自信，说什么“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他认为中国即使胜利一时，迟早也要被对手击败，与其那时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不如早早屈服，可能代价还小点。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的立场一如上文，主和。左宗棠认为时局于中国有利，此时的法国还没有从普法战争的惨败中缓过气来，国内政局不稳，侵略越南、威胁南中国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损失、挽回颜面，其实法军战力不强，战意不高。而且中国军队经历多年战争，对西式武器及其作战方式已不再陌生，也产生了一批初步经过近代战争陶冶的将领。刘永福率1000余人就可以在河内大败法军。但主和的声音操纵了外交战线。
左宗棠立军令状请战:“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一时震动京师。
可惜李鸿章仍然消极避战，数次放弃扩大战果的时机。在马尾海战中，拒派援军也就罢了，竟禁止部队阻止法国舰队，眼睁睁看着敌军靠近。福建水师最后在法国舰队的突然袭击中全军覆灭。左宗棠和沈葆桢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广西前线，左宗棠西征军旧部王德榜与老将冯子材、刘永福死战不退，连战皆捷，一直反攻打到谅山，使当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法国茹费理内阁全体辞职。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少有的重大胜利。然而,在中国军队扩大战果、欲将法军赶出越南的时候，李鸿章紧急喊停，使前线全体官兵为之怒骂，以剑斫地不已。时人将这一行动比作南宋赵构招回岳飞、将北伐大局毁于一旦的愚行，大骂李鸿章:“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不久，李鸿章拿着新条约向国人炫耀，这是中国第一份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仍是一份不平等条约。因为中国同意将“藩邦”越南交给法国，而且中国修筑铁路要与法国商办。
胜仗败约令左宗棠盛怒之下，在条约签订后10天辞官。1885年9月5日，一生心气极高，欲以一力挽狂澜、支大厦、造强国的左宗棠逝于福州。
1894年7月17日，日本东京皇宫内军政要员云集，气氛非常紧张。这里将举行所谓“大本营御前会议”，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参加类似的军事会议。此后，日本在向世界挥舞狰狞的军刀前，几乎都有这样的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国开战的一系列议题。由此开始，日本成为世界公理和人类道德在20世纪最凶残的敌人，它以蹂躏亚洲和世界的方式把自己拖入了深渊。
这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战争，自1873年起，日本就一再向朝鲜和中国挑衅，试图逐渐夺取对朝鲜的宗主权地位。
日军在1884年遭受重创之后，整军备战，“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战舰”，集10年之力，打造了一支亚洲第一的近代化军队。同时期，慈禧先是在北京大修北海和中、南海，后又修颐和园。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日本也强遣军队入朝，军力超过清军，到了6月中旬，军力是清军2倍。战争已不可避免。
慈禧太后不希望战争打扰她的六十寿礼，虽有光绪帝等主战派力争，却无济于事，“和”成为清政府的主旋律，一开始就站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但是紫禁城里的老太太不明白战争是不由退让者决定的，那反而会促使敌人下定战争的决心。
与此同时，北洋大臣、驻朝中国军队的真正指挥官李鸿章还在继续执行“和戎”政策，在国际间四处作揖，将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诸列强的干涉，迟迟不派兵增援前线。
1894年7月22日，威海军港。“广乙”舰管带林国祥请示提督丁汝昌，如果日军攻击该怎么办。此时的北洋海军已复经知道日本连续两次发布对清“绝交书”，这明显的宣战信号竟还不能使北洋舰队的将士们下定战争决心，可见“和戎”误人之深。
李鸿章不知英、法、俄、德等国各有各的算盘，各国都希望在这次战争中攫取更大的利益，最差也要分一杯羹。所谓的国际公理和道义只不过是列强谋利的招牌。
1894年7月25日7时45分，朝鲜牙山湾丰岛，炮声突起。埋伏已久的日军“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向北洋海军“广乙”、“济远”两舰发动突袭。甲午战争爆发。
8时20分，“济远”舰击中日军主力舰“吉野”号的关键部位，但令日本人意外的是炮弹没爆炸，事后才发现炮弹里面居然没有装火药。这一幕一再在甲午战争中出现，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终于使中国军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饮下了一杯苦酒。
就在日军向北洋海军攻击的时候，日本陆军开始向驻朝鲜的中国军队攻击。中国军队撤退。率先撤退的清将领叶志超竟因为错误的战况报告而被委任为全军统帅，令“一军皆惊”。
八九月间，光绪皇帝一再下令反击。当时，日军遭到朝鲜军民的不断打击，处境困难，正是中国军队出击之机。但是在李鸿章授意下，叶志超阳奉阴违，按兵不动，整日饮酒淫乐，白白错失大好战机，直到日军完成部署。
9月13日，日军以近3倍的优势兵力进攻平壤玄武门。中国将领左宝贵率部血战，左宝贵身受重伤仍指挥作战，直到战死。他已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军感到无力苦撑。但此时中国的将领给日军帮了个大忙，叶志超令部队撤退，日军随后追击，清军大败。叶志超这一逃就是500多里，将朝鲜拱手相送。
与此同时，黄海爆发第二场海战，再次上演一出勇士战死、懦夫奔退的悲剧。战斗刚开始，旗舰“定远”被炮弹击中，海军提督丁汝昌受伤，北洋水师因此指挥混乱。“致远”舰在战场中左冲右突，虽然舰体多处受创，仍然拖着浓烟攻击日舰。弹尽之余，“致远”号战舰管带邓世昌仍想扭转战局，全体官兵将自己化作了一枚巨弹，一柄残刃，掷向“吉野”号，日军为之胆寒，纷纷发射鱼雷。“致远”舰沉没，邓世昌不愿偷生，自沉大海。
当此危难之机，“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追随邓世昌，以舰撞舰，结果也被日舰鱼雷击沉。“定远”、“镇远”、“靖远”3舰仍鼓勇奋战，其他各舰渐渐聚集。日军不敢再战，首先撤离战场。北洋官兵算得上骁勇善战，“炮术极佳”，但再高的炮术也挡不住假弹纷纷，许多日军战舰中弹后往往不发生爆炸，因为中方的许多炮弹裹的不是炸药，而是沙砾。
这不是一场败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战。说它不是败仗，是因为虽然开战不利，损失偏大，但仍能相持到敌军主动退出战斗，并没失去再战之力。说是败战，是因为李鸿章更加张皇失措，下令北洋海军龟缩军港，放弃了制海权。
这使日军另组第二军，大摇大摆地登陆辽东花园口，包抄旅顺。日军第一军猛攻鸭绿江和辽河一线，完成整个战役布局。清军节节败退。最后，旅顺落人日军手中，日本军队在此首次展现了他们完全禽兽化的特性，做出了43年后他们的后辈在南京所做的一切，四天三夜间虐杀城中2万多军民，只留下36个中国人处理尸体!
不久，逃到威海卫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不愿投降的丁汝昌、刘步蟾等人自尽以全节。日军逼近京师。一手打造了北洋海军，又一手把北洋海军送上穷途末路的李鸿章，又一次走上了谈判桌。
这场战争使日本获得战争赔款库平银2.3亿两，加上日本掠夺的大量舰船、武器、物资，折合日元5.1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人的4.5倍。借这笔巨款，日本进一步发展工业，扩军备战，迅速成为世界级的强国。在《马关条约》的签署地，现在日本下关地区新干线路旁庞大的钢铁工业，就是以这笔带血的资金起步的。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在列强施压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赎辽费赎回辽东半岛)。
由此一战，日本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也日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洋务运动失败了，中国堕入更为深重的苦难。大清帝国的无能进一步鼓舞了列强的野心，甲午之后，英国人夺取威海卫，德国人占领胶州湾，俄国人进一步蚕食西部边境，中国再无一刻安宁……
天地苍茫，中华故土，喑哑呜咽，国魂何在? (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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