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复兴之路》解说词连载——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四、帝国挽歌
就在洋务运动风声水起的时候，清政府声望最高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却对时局十分担忧。幕僚赵烈文认为虽然还可以支撑，但如果中央政府先烂掉，那么中国就会崩溃，陷入军阀混战的危局，清政府即使想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也做不到，因为虽然历代皇帝都不算太糟糕，但却不足以使之支持下去。清王朝离最后的崩溃不会超过50年。赵烈文所言具有极强的预见性，44年后，大清帝国的龙旗落下了。
(一)戊戌变法难维新
甲午战争中，清朝的军队同样装备着坚船利炮，同样有留学国外的指挥官，也不乏以身殉国的统帅、死战不退的勇士、同归于尽的英雄，却依然一败涂地，还是败于日本这个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弹丸小国，这是国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这次战争的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痛，是历次失败所无法比拟的。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洋务运动的成果何在?甲午之败仅仅败于军事吗?这些问题存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们在寻找答案。
在中国用10年的时间为老佛爷的生日忙乱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在改革国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建国会，举行众议员选举;大力推进“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注意各类工业同步发展;大力扩军备战，用近代欧洲军队的方式改造日本军队，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到1892年，日本海军排水量已达7.2万吨，超过北洋海军不少。
明治天皇决定从供应皇宫开支的内库每年拨款30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他还亲自发起捐款运动，从每月的薪水里捐款建造军舰，在天皇的影响下，皇后也将部分首饰捐出，变卖后用于购买军舰。满朝文武薪金的十分之一都用于建造军舰。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军机大臣们无人奔赴前线，北洋大臣李鸿章本人也缩在后方。黄海大战时，南洋水师的一艘战舰奉命北上，它的任务不是增援北洋舰队，而是给慈禧太后送荔枝。
日本明治天皇则在战况激烈的时候，下令将大本营西移到广岛的第五师团司令部，以更加靠近前线指挥。明治以会议室为卧室和办公室，拒绝一切装修，一住就是7个月，直到中日谈判开始的时候还在广岛。
由上可知，《纽约时报》的评论正中要害:“是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让人们看到大清帝国真正的无能……清国政体是一个明显失败的政体……”
此时的中国，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因为国辱，终于从旧思想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担当起对社会和国家的启蒙责任。
《马关条约》的相关消息传来，举国为之大惊。
郑孝胥扔掉手中的笔，大声喊道:“吾今为虏矣!”
在大连，市井间人人说着同样的口头禅:“国破家亡，死了干净。”
1895年5月2日，北京、河南、山东、湖北、浙江、江西等大批举人纷纷集会，一天有15起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自强。
在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一批举子大集，人人脸上都透着怒意，一番痛骂之后，人们在一份奏折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此文一万八千言，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一夜之间写就，由弟子梁启超抄写。文笔雄健，声气慷慨，一时传诵京师。
此书虽没送达中枢，但康有为已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曾7次上书皇帝，其中对国势的沉痛、对救国的迫切、对变法的热衷、对自强的思虑，百年后读来，仍可以感到一颗中国心脏中强劲的力量。
这次公车上书意味着晚清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介入国家政治，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接纳，但也给予了清政府非常沉重的压力。
1895年，邓世昌阵亡1年后，他的同学，才华横溢而又“不与机要，奉职而已”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从怀才不遇的痛苦中挺身而出，发表《救亡决论》，喊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第一次向国人提出“救亡”的口号。
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希望自上而下，“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建议学习日本的立宪君主制。在他看来，明治政府的立宪君主政体是使日本强大的最重要因素。
甲午战争成为检验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结果的试金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日胜中败的深层原因，一时之间，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远过留学他国，有志之士皆想实际看看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道。
1898年，中国最轰动的出版物是严复所译《天演论》，它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提出“物竞天择”的规律。《天演论》影响极为深远，在10年内再版30多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广泛为中国青年所接受，甚至很多人以此作为自己的字，比如胡适，字适之。
甲午海战的血雨使严复深刻反思技术救国的失误，他痛陈专制政体的弊端，反驳中体西用之说;他呼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力争“开民智，新民德”。
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封建制度的问题。有一部为时人所关注的书出自一位湖南书生之手，书名《仁学》，人名谭嗣同。
《仁学》内容丰富，它既有旧学的浓厚味道，也有西方思想的极大熏染，两者并行，合成了一部独特的书，也反映了一个独特的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它依然可以视为晚清思想界“先锋式”的标本，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急剧行程和思想状态，体现出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向现代转变的艰难。
不管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们思想中有多少不足和缺憾，都弥足珍贵，因为他们使中国人从数千年来的旧格局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开始寻找新与旧、东与西的结合，这一切都在挥舞的变法旗帜下张扬出别致的历史风情。
如何才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呢?维新派提出要学习现代政治制度。中国人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终于认识到:打败中国的并不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仅仅“师夷长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的全方位改革，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在紫禁城中，也有一位苦读“西学”的人，在1892年就开始学习英语，他是光绪皇帝。光绪锐意改革的态度得到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像谭嗣同这样对皇权本身不满的人，也对光绪抱有好感，并投入了变法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
维新派试图不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照搬西方制度进行社会改革。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发出了110多条诏令，涉及科举、工业、商业、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试图全面革新。但这些诏令应者寥寥。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精英们仿佛走在阴暗的历史隧道中，前面能看到光明，但四周的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长期无法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背后，还有一位执掌朝政30余年的老佛爷，一向视权如命的慈禧绝不会把权力拱手让人，哪怕这是在为日薄西山的大清朝廷争取最后一丝希望。西方人士认为:“慈禧的顽固和冷酷无情为整个大清国带来了最不幸的后果。”
虽然那是一个只有百余天，而且甚少实迹的变法运动，但到了今天，仍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关于一群立志救国的文弱书生的印象。
百年前，在人烟稠密的北京城，几位雄姿英发的人物如饥似渴地从各国变法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希望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但是，在那个“戊戌”年，他们失败了，或暴尸京城街头，或逃至海外东瀛。
死则死矣，去则去矣，可在北京城的古树、红墙、琉璃瓦、石碑、马道上，依然能强烈感受到作为代表的他的存在。他，高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赴死。他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劝染启超远走东瀛，将生留与同志，将死留给自己。日本使馆为他提供保护、他傲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等六君子使中国近现代史在沉郁了58年之后，有了崭新的诠释,以炽热的血液浇灌富强与自尊的花蕾，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是深锁于红墙大院的点缀，而重拾起浩然长存的气脉和风骨。
对于中国来说，失败同样宝贵。戊戌变法虽然被扼杀了，但作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启蒙思想运动，它所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将统治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打开了缺口。正是这些新的思想，伴随古老中国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纪。
(二)八国旗帜插上了中国的心脏
1900年的北京，气氛十分紧张，义和团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所秉持的宗教和文化观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有的对中国传统宗教和生活习俗横加指责，有的干涉地方行政，有的干脆披着宗教外衣行间谍之实。天长日久，教会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变成了外国侵略势力的代表，产生了一系列冲突。从1860年到1900年间，发生各类教案800多起。
随着甲午之败，列强加大了瓜分中国的力度，德国以山东作为势力范围，英国以长江流域作为势力范围，法国以云南、广西、广东作为势力范围，俄国以东北作为势力范围，日本更是贪心炽烈，将福建划为势力范围，还试图向中国内陆及东北发展。
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列强疯狂的侵略，在山东、直隶等地，许多乡民相聚习武，力图自卫，到后来开始攻打教堂、惩治教徒，最终形成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宗旨是“扶清灭洋”，其身上兼有反抗侵略的进步性和维护封建传统的落后性。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都抱持着一种反对的态度。义和团相信可以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佛祖、英雄好汉都请入凡世，附在身上，“刀枪不人”，抵挡洋枪洋炮。
义和团入城后，曾有数十名义和拳民在两位亲王的带领下到皇宫，欲搜寻光绪以杀之，因为这位皇帝也好西学，最后被慈禧喝阻。
1900年4月6日，各国公使发布照会，要求清政府在两月之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自行出兵剿灭。为耀武扬威，英、法、美、俄各国的军舰开到了大沽口外。
5月20日，英、法、美、俄、德、日、意、奥、西、葡、比11国公使共同调兵到北京。
此时慈禧太后非常矛盾。一方面列强于她是如鲠在喉，不去不快，尤其令她不满的是列强对“废立”大事的干涉。她原本计划令光绪让位给溥隽。消息传出，各国公使纷纷表示只承认光绪，不承认新皇帝。一向视朝政如禁脔的慈禧为之气结。
另一方面，她又怕义和团势大，进一步激怒列强。于是她在列强与义和团之间摇摆不定，一会令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严行镇压，一面又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对抗列强。她对袁、裕二人一再强调:“慎之又慎，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
在整个庚子国变期间，慈禧朝令夕改，战战停停，如同儿戏。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位老太后一直竭力回避战争。早在义和团入城前，在列强的压力下，她曾勉强同意各国各派30名武装人员进入各使馆防卫，不想一下子有近千名各国军队入城。
义和团入城后，她曾下令约束，并派正规军防卫外国使馆。但是，义和团和列强都不会随着她的指挥棒起舞，局势日益失控。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途经东单牌楼时被击毙。这一事件被各国宣称为侵人中国的克接原因。其实在这一事件发生的3天前，列强已经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3000名中国守军喋血。克林德事件不过是一个令联军喜出望外的好借口罢了。
局势已不可扭转，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宣战语书》。大战开始了。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一边是根本没有做好近代化战争准备的国家，一边是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八大强国的联合部队。
但是这场战争也使列强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力量。日军攻击由9000 名清军布防的北仓，日军甚至发射了毒气弹，但守军仍然一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直到英、美等国军队加入攻击，才使清军撤出阵地。
联军一部曾被清军官兵及义和团包围，围攻不已。在甲午战争中就表现英勇的聂士成在此战中死战不退，腹部被炮弹炸开，肠子都流了出来，他一手塞住肠子，一手扬刀指挥，直到阵亡。
当看到无数普通百姓举起大刀、长矛面向机枪、大炮冲锋的时候，列强为之心悸不已，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得到战报后说，“这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了脸”，一些欧洲政治家确认中国是一个可以打败而无法统治的国家。
8月14日，第一枚炮弹飞向北京，联军开始了总攻。中国军队使用着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阻击。
8月15日晨，慈禧穿着蓝布大褂仓皇西行避难，却将北京城和偌大的中国抛给联军。
8月16日，中国军队仍在城中与八国联军巷战，晚上，联军占领全城。各国指挥官下令大掠3日。北京的劫难开始了。
八国联军掠尽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无数的文明结晶都成为侵略者炫耀武力的证明，至今这些国宝依然散落在各国博物馆中。
那些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记录着中国人在20世纪第一年所遭受的国耻，缕缕刀痕割出千百万同胞的血泪，牢牢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侵略者们在北京城划区驻扎，要求所驻区域的所有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先农坛升起了美国旗，美国旗的北面不远处是奥国旗，天坛升起了英国旗，天安门以东升起了德国旗，东南是俄国旗，西边是法国旗，西北是意大利旗，北面是日本旗。一时间，中国的心脏扬起的是8个国家的旗帜。8月28日，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阅兵。在那一刻，整个中国仿佛被撕裂了。
国之大耻莫过于此!
逃亡路上的慈禧令李鸿章收拾残局，并下令屠杀义和团。
李鸿章的部下及亲属劝其以马关之耻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无奈慈禧一再催促。1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外国人说他“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100多名官员被杀，还有无数的普通民众被作为“拳匪”处死。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停止呼吸前，几滴浊泪流过面颊。他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心国家之不幸。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办洋务，办外交，一生苦斗，希望国家能走上富强之途，但大清帝国却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自己还背上卖国贼的骂名，死前还被俄国公使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他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可惜慈禧也许永远无法明白他的心意，她还在对列强感恩戴德，她的表态是一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回天，丧尽民心。清政权已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障碍。国家的命运不能再指望它的自我调整了。那么，谁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
(三)假“立宪”难挽真危厄
直到慈禧西逃的时候，清廷才开始把光绪皇帝在戊戌年的政策拿出来。然而，历史留给这个王朝自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太久的等待。
在危机中，虚幻的自大和麻木不仁已经无法延续下去，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中最紧迫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在思想上空前的变化。
面对山河破碎、列强虎视眈眈的惨烈局面，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到了一个高峰，有人高呼:“我四百余州地宁可碎，四亿人之头宁可断，而国民独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此余以之自誓，而愿我同胞共誓者也。”
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被逼到绝地之后反而焕发出强烈的自信，仁人志士相信只要奋起图存，勇于变革，一定能够找到一条走出困境、再造乾坤的路，中国不会亡。
以王朝更替的方式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在一次次的失败和屈辱中最终断裂了。那么，应该如何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还是温和的改良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革命派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推行任何改革，不推翻它，中国没有希望。而改良派则认为这样的政府还有救，革命只会造成内乱，造成列强瓜分，万万要不得。梁启超甚至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清政府的选择自然是改良。
1901年1月29日，在被英国舰炮打开国门的61年后，清政府的改革终于开始了。慈禧在西安发出了一道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1904年1月13日,《奏定学堂章程》颁布，新学堂和新的教学体系开始建立。
同年1月21日，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颁布。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停止科举考试。
然而，此时清政府依然不愿触及改革的根本——立宪。
1905年，日俄大战爆发。各方人士高度关注，不光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境内，更因为这场战争被视为两种政体之战，日本代表着君主立宪，而俄国象征着传统的君主专制。日本获胜了。立宪的声浪日益高涨，“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清朝八大总督中竟有5位主张立宪。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废除科举制度。但这个日落西山的王朝仍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立宪磨磨蹭蹭，到慈禧1908年去世时仍看不到前景。清政府最后一个挽救时局的机会也失去了。
(四)愁看秋雨湿黄花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北上天津，希望拜见李鸿章，表达自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主张。然而，孙中山温和的改良请求被李鸿章拒绝，他转而投身革命。
同年，彻底失望的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明确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把“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提了出来。
那么靠谁来振兴中华呢?
被逼入绝地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汪康年在《时务报》上鼓吹“中国为一人”的思想，强调整个中华民族有着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今使一人之身，而右手为人所伤，左手仅自庆其无恙焉可乎?”
1901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他们呼吁国民的责任感:“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在第二期的社评《说国民》中，还从多方面把“国民”同“奴隶”的区别作了具体比较。
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抵抗外来侵略，已不能寄希望于清政府，而要靠国民的共同奋起。人们已不再把国家视为“朝廷”所有，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1904年8月，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正如孙中山所说，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1905年11月，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不久，孙中山在东京创办中国同盟会，又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流传。
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论争进行了许多年，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改良派变成了革命党。到了最后，甚至一位亲王公然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人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时局已变，大潮将起。20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而且，人们已经有了楷模——一个叫陈天华(字星台)的中国留学生。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修改中国留学生条例，其轻蔑苛刻令8000多中国留学生激愤莫名，遂形成公议，罢课归国。但是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在关键的时候辞职，一些人还想复课，这对抗议行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一些日本报章形容中国学生是“放纵卑劣”。
12月8日，31岁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走向大海，他的死出于警醒世人的希望。他内心的几许激烈、几多狂啸，都化作平静的走向大海的步伐。他在死前作绝命书，说明了慨然赴死的原因并非日本政府修改条例，而是痛心于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他希望以一死使国人记住八个字:“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爱国”两字是他蹈海自尽的核心，为此，不惜以生命为这两个字加上重点。正如他所言:“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记忆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这种激烈的想法，他早已有之。他认为救国不外两途:“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他短短的一生证明这绝非标新立异的虚言。他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其殚精竭虑的爱国情、慷慨悲壮的笔触、浅显易懂的语言风行大江南北。
陈天华生平精彩不仅在“爱国”两字，他对中国的未来也有着很清楚的判断。就在他死前4个多月，作为华兴会的重要领导者(还有黄兴、宋教仁等人)，他第一个赞成与孙中山联合，积极促成同盟会。
就在他死前1个月，他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编辑，创刊号上近半内容出自他的手笔。他写道:“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要想达成目的就要革命，“宣布自由，设立共和。”他认为要从知识阶层入手普及革命意识，之后发展到下层人民，这样才能保证革命成功，否则不但不足以救国，还会乱中国。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没有深入地将民主、法制、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普通民众，结果做成了一锅夹生饭。
陈天华之死让《猛回头》、《警世钟》再次成为畅销书，他死后5个多月，湖南岳麓山万人云集，蜿蜒10里。大批穿着制服的学生送陈天华归葬。队伍严整，气氛悲壮，人人戴白，满山缟素。清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伺机而动，但为民众气势所夺，竟不敢造次。
此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也纷纷归葬于岳麓山，使这座以教育闻名的山峦因为几座英雄冢而平添几许凝重与豪气。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创立，孙文和他的好友陆皓东开始筹划广州起义，不料机密泄露，陆皓东被捕就义，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孙文逃亡海外，被清政府悬重赏通缉。由此开始，中国少了一位治病救人的良医，却拥有了一位以铁血手段创建共有的“国父”。一是救人，一是救国，事虽两端，情则一致，共通的是一颗多国爱民的心。
筹款、起义、失败、流亡、宣传、再筹款、再起义……在十六载屡败屡战的奋斗中，在5次环行海外各国的宣传中，在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和穷困潦倒中，孙文这个名字随着清政府赏格的提升而日益为人们所熟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个医国者百挫不折的精神所感动。
1905年，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大呼道:“中山先生是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此时的孙中山已成为颠覆封建政权创建共和国家的一面旗帜，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有进步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时代先锋。
在创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批批爱国志士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仅孙中山就亲自领导了10次。在一系列起义中，以黄兴领导的第三次广州起义最为悲壮，其影响也极为深远。
1911年4月2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群年轻人笑着拥抱死亡，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以碧血黄花高筑起理想主义的丰碑。
下午5点30分，120多人突然向两广总督衙门发起攻击，许多昔日拿惯了笔墨的手操起了枪支和炸弹，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竟不逊于沙场百战的勇士，守卫总督衙门的清军节节败退，总督张鸣岐逃跑。之后，起义军遭遇清军援兵，寡不敌众，大部阵亡。
主帅黄兴右手失去二指，血满衣襟。突出重围后，一见来赴难的赵声等200余人，痛苦得昏了过去，而文武双全的将才赵声悲愤难抑，于3周后吐血而亡。
清政府任起义者尸体暴露天光雨水之下，4天后，才令各善堂收敛尸骨，已是一派惨然。同盟会会员潘达微暗中活动，将72具遗骨葬于广州红花岗，红花岗由此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留学归来的青年，平均年龄只有29岁。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人人赴死。林觉民的《与妻书》写得何其的悲壮，令人为之感动、泣下。方声洞写给父亲的绝命书写尽革命报国的坚定无悔。烈士李晚在写给兄长的诀别书中写道:“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大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
百年之后读到这样的文字，仍然令人感到血脉贲张。他们的青春、幸福乃至生命，都与国家存亡的时代主题紧紧相连;他们甘愿用自己的一切作为祭品，奉献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与前辈知识分子明显不同，他们珍惜幸福，却愿意拼死一战改天换地;他们热爱生命，却甘愿献出生命来与腐朽同归于尽。这是具有朝阳般气息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老旧中国开始拥有了全新的血液，昏睡百年的雄狮快苏醒了。
孙中山是悲痛的，广州起义10年后，他还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中山也是欣慰的，他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五）武昌起义:丧钟为谁而鸣
黄花岗烈士死难6个月后，1911年10月1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孙中山在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他买了一份报纸，赫然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标题，一时欣喜若狂。
两天前，武昌起义爆发，3日内，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军政府成立。武汉三镇真正的主力不多，多为临时召集的民军，虽勇猛但并不善战，兵力最盛时不过两万余人。清政府派出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武装力量——北洋军。民军虽拼力死战，但仍节节败退，汉口、汉阳先后失陷。但是，武昌起义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因为这场战争不是由战场胜负来决定，而是由人心来决定的。
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全国有14个省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统治。清政府赖以维护统治的“新军”成为了起义的主力，有8万多人直接参加各地起义，占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大势，哪里是区区北洋六镇可以扭转的，何况北洋军真正的统帅袁世凯还有自己的打算。于是，在看似胜券在握的时候，袁世凯将战场搬上了谈判桌，谋取最大利益。
12月25日，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人头攒动，普通民众、各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将码头挤得满满当当。一艘轮船缓缓进港，在轮船的高处，一身黑色西装的孙中山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
记者们问孙中山带回多少钱支持革命。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位候选人中，孙中山以16票(共17票，以象征17个省)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晚10时，南京细雨霏霏。原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清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军乐声声，炮声隆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宣誓说: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此时，南北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确定共和政体;第二，优待清皇室;第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第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第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清政府最大的支柱袁世凯成了最卖力地推动清帝下台的人。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辞位诏书:“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看似坚不可摧、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土崩瓦解，后世称为“辛亥革命”。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中华民国甚至还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民国取代帝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变化，它打破了历代王朝的更迭机制，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中国人的思想也由此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解放。人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国家不属于皇帝，而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既然2000多年来被视为奉天承运的“天之子”不过是压在人们思想上的土偶，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思想、落后的观念、祸国的罪人不可以被推翻呢?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观念里萌动着中华民族第一缕复兴的力量。
但是，中华民国的道路依然坎坷。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是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那么，随之而起的民国政府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复兴之路吗?
一个旧制度终于在新世纪的晨曦中消亡了。但是，旧制度的巨大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仅如此，自1840年以来不断入侵的列强，仍然奴役着中国。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推翻帝制只是第一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遥遥无期，中华复兴之路道阻且长，仍需上下求索。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 (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