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复兴之路》解说词连载——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五、风云激荡
1912年8月24日，北京前门火车站人群如潮，人们在等待一位已不在位的总统，尽管他仅仅做过4个月的临时大总统，但人们仍然愿意以欢呼和掌声对他致以敬意。
下午5时30分，礼炮声声，欢快的乐曲中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迎的歌儿。当孙中山出现的时候，掌声雷动，人们拼命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和帽子。孙中山坐上袁世凯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30位骑兵开路，从正阳门直人外交部街迎宾楼。当晚即与袁世凯会晤。20多天里，他们会晤达10余次。9月16日，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共同制定《政治纲领》，为民国的建国方案。
纲领一定，孙中山和黄兴认为中国必兴，他俩兴冲冲地南下履行对共和国的使命。孙中山雄心勃勃地要为中国建设20万里铁路;黄兴则回到南京，解散了南方数十万部队之后，解甲归田。
中国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人们期盼着国家的富强和生活的美好。然而，共和的天空下阴云密布，封建余脉仍在人心盘桓，无尽的野心和权欲搅得神州大地周天寒彻，将中国卷入了新的危机和乱局。
乱局如麻，希望如何破茧而出?
(一)再添国耻的窃国贼
1913年3月21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受总统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共商国是”。就在宋教仁踌躇满志地要登上火车，为中国人谋求一个辉煌未来的时刻，突然三声枪响，宋教仁倒在了地上。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急忙将他送往医院。可惜弹中要害，到22日凌晨，终告不治，终年32岁。
临死之前，血泊中的宋教仁致电袁世凯，请求他开诚布公地保障民权，确定宪法，那么，他“虽死犹生”。
宋教仁之死使举国大哗，不久，杀宋教仁的凶手应夔丞(字桂馨)、武士英落网，又牵连出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多份电报表明此案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赵秉钧、应夔丞、武士英在1年内纷纷命赴九泉。那么是谁在幕后操纵一切?能让国务总理作替罪羔羊的又有几人?
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朗，黄兴在当年4月13日将心中的愤慨凝成一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袁世凯为什么必欲除宋教仁而后快呢?早在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时，南方的议员们为制约袁世凯，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作为内阁制的政府，总统为元首，由总理处理国家事务，对国会负责。宋教仁正是这一制度的积极倡导者。
他联合五党组建国民党，积极推进议会民主，鼓吹政党政治，认为通过议会竞选，“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为此，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收买，坚守信念，就这么坦坦荡荡地南下，去传播民主政治的理念，却没有觉察到背后阴冷的目光中萌动的杀机。
宋教仁奔走各省，经湖北、安徽、上海、浙江，到处宣传民主政治，抨击时政，针砭当局，在当时刮起了一阵民主政治的小旋风。他毫不避讳地指出袁世凯假共和的事实，被袁世凯得知后曾怒骂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但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宋教仁的话正中袁世凯痛处，他所担心的问题一一发生。宋教仁正是因为担心会发生这些不可测的恶果，才极力推动政党政治以钳制袁世凯。
宋教仁的才华的确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他使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独得多数席位，本来已经胜券在握。他的宪政救国方案似乎也指日可待，他认为10年后，中国将富强，亚洲可以保持和平，甚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
袁世凯本很欣赏宋教仁，希图收归门下，但宋品行高洁、软硬不吃,竟没有一点缝隙。袁世凯于欣赏之余多了几分畏惧。他是一世奸雄，终生围着权力打转，本来自恃北洋精锐在手，没把议员们的活动太当回事，但一见宋教仁等竟敢制定法律制约他，玩起了欧美式的政党政治，也有些着慌。他决不愿做一个“虚君”，也决不会坐视头上总是悬着《临时约法》这柄剑，更不甘心到手的至高权力又飞了。他与宋教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两个人的理念和品性实在相差太远。
既然无法收买你，那就消灭你。于是上海火车站的枪响了。
孙中山、黄兴听到宋教仁之死讯，始惊复怒，紧急筹划对策。但在采取法律手段还是诉诸武力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此时，袁世凯已经开始动手了，他先是不经国会批准擅自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为军费，又以大将段祺瑞代替赵秉钧组成战争内阁，之后公开发电嘲讽孙中山和黄兴无能。国民党人发现已无路可走，南方几省通电讨袁，开始二次革命。可惜仓促之下，又无能战之将，不到两月，纷纷败北。开国元勋们又成了“通缉犯”，孙中山项上人头价值20万。
袁世凯先是利用武力挟持和饥饿压制的手段，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又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国民党籍议员一律被驱逐出国会。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正式议会被袁世凯正式解散。《临时约法》也被废除，袁世凯宣布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还可以推荐继承人，这与皇帝还有多大区别?
就这样，在西方似乎行之有效的普选制、议会制、多党制一到中国全变了样。宋教仁死后，虽然国民党拥有多数席位，但议会仍然成了袁世凯手中予取予求的“玩具”，所谓的民主和制衡都成了美丽的神话。
“政举人存，人亡政息。”这一言道尽宋教仁身后功业的幻灭。但这是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救国方案的一次实践，虽然失败了，它却推动着中国人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宋教仁的理想，是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二）护国战争:讨逆者怒而奋起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民国总统袁世凯，亲手将一份秘密文件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大惊，一时难以答复”。这份秘密文件就是“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内容狂妄而大胆，但这些内容是日本当局仔细斟酌考虑的结果，而且抛出“二十一条”的时机也非常好，此时的欧洲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英、法、俄与德、奥分为两个阵营，互相厮杀，哪里顾得上东方?
但其条件之苛刻、野心之巨大，即使日本人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袁世凯也不敢轻易答应。在今天天津历史档案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注: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为引起世界注意，中国政府故意将部分内容外泄，也未能换来国际同情。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在山东增兵3万，以战争手段恐吓中国。段祺瑞表示要以武力抗争，但袁世凯以国力衰弱为名拒绝，政府大员们纷纷迎合袁世凯的意见。5月25日，袁世凯政府在修改后的“二十一条”上签字。日本为之举国狂欢。
这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人人皆知这是日本图谋中国的关键一步。被袁世凯通缉并悬赏捕杀的国民党元老黄兴等人呼吁党内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上海数万人集会抗议。北京各校学生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有的青年学生因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民国已经建立了3年，但中国人依然没有看到前方的出路。
就在民国初立之时，外蒙古地区180多万平方公里脱离中国，民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四面楚歌的情形并没有多少改变，外国的战舰仍在中国内河航行，列强在华特权原封不动，租界和占领区依然如故。日本渐成中国心腹大患，试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野心日益膨胀，如虎在侧，眈眈窥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令国人寝食难安。
中国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外患。
1912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退位，封建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然而，中国人民所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却没有到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显然不能拯救危机深重的中国。他们关注的是权势和富贵，最好能像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那样面南坐北地统治“天下”。
人民在民国也没有体会到什么自豪与幸福。普通的人民关注的是遍及各地的兵变，连北京、南京、沈阳这样的大城市都无法幸免，当时的报刊上常见的描述是“大肆劫掠，惨不忍言”，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国际贸易多操纵于各国租界，商人们注重短期利润，很少有人关心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
李大钊在1913年写的《大哀篇》中沉痛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二十一条”也曾使袁世凯痛彻肺腑，然而，袁世凯虽然没有忘记国耻，但也没有忘记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野心，他不仅因为日本人暗示支持他称帝而批准“二十一条”，还因“二十一条”之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屈辱是因为缺少一位皇帝。不久，应该发生在千年前的黄袍加身的把戏竟在已经实行共和的华夏大地上演。
1915年，各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中外学者的言论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了，一时间人心惶惶难安。8月，杨度、刘师培、严复、胡瑛、孙毓筠、李燮和等人组织筹安会，6人中有名满天下的学者，也有老革命党人，而他们此时所主张的竟是恢复帝制。9月2日，筹安会组织请愿团，向参议院请愿变更国体。
但是在众多的劝进声外，有更多的声音在斥骂这逆流而动的丑行。晚清时的立宪派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笔锋直指杨度的谬论。《亚细亚报》悬赏3000元征文反驳梁启超，竟无人敢应。更有不少人将所谓“筹安六君子”告上法庭，但在当局的压力下，杨度等人平安无事，总检察厅厅长辞职。
就连北洋大将段祺瑞、袁氏好友徐世昌、次子袁克文都不赞同袁世凯称帝之举。然而就在这滔滔反对声中，袁世凯于12月12日接受帝位，改元洪宪，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也掘下了逆流而动的坟墓。
此时的他已经忘记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曾表示要让位于他的赤诚;此时的他也已经忘记了当年逼清帝退位后自己通电南京“水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电文。言犹在耳，逆行已肆。只是神州自有豪杰在，哪里容得他放肆胡为?
12月19日，一位将军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辗转各地，终于抵达昆明。他叫蔡锷。
辛亥革命时，蔡锷本为新军协统。武昌义旗一举，他就在昆明响应，年方30即为云南都督。对于袁世凯，他向来敬重。宋教仁之死令蔡锷对袁世凯心生不满，曾通电谴责，但他也反对国民党诉诸武力，希望保持来之不易的和平。
袁世凯却对蔡锷深怀戒心，1913年10月，令蔡锷赴京。蔡锷知道北京是是非之地，于是韬光养晦，流连风月场所，以释袁世凯之疑。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表露，他与老师梁启超商量对策，两人分工协作，梁启超作文反对袁世凯称帝，就是引领舆论、给袁世凯当头一棒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蔡锷的任务则是暗中联络各部，组织军事力量以护卫共和国。蔡锷不仅组织起了旧部，甚至还与袁世凯的重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暗通消息，达成默契。
蔡锷曾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师徒二人决意以死捍卫共和政体，成功的话也是功成身退。其气节之昭昭，令人感动。
1915年11月中旬，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几经艰难，终于抵达昆明。对于蔡锷的行动，袁世凯感叹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国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能匹。”蔡锷成为袁世凯称帝最大的敌人。
刚到昆明不久，蔡锷即在昆明护国寺重招旧部，举行起义，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随后蔡锷率军北上，以不足两月的给养与袁世凯派出的十数万部队鏖战数月。到后来，即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也毫不退缩。他抱定必死之心，将所有的才智激发出来，以一支孤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
蔡锷义旗一展，各地纷纷响应，反对帝制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甚至，袁世凯曾经的心腹部下冯国璋也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湖南将军汤芗铭、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等联名通电，要他“取消帝制，以安人心”。
1916年3月，走到众叛亲离之绝境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他只做了83 天的短命皇帝，就又做回大总统。可是，人们哪里能容得他如此视国家命运如儿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骂声不绝之下，袁世凯死于1916年6月6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据说袁世凯死前亦有悔意，曾作遗书一封云:“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至死才想起日本之威胁、共和之重要，整个中国却已经为他的野心创痛伤重了。
保护共和政体的事业成功了，而作为领导者的蔡锷身患重病，于1916年的冬天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黎元洪派特使护送蔡锷遗体归国，并举行国葬。
英雄壮年逝，使人扼腕哭。梁启超在挽联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宋教仁的死，成就了袁世凯的窃国之行;蔡锷的死，衬得中国的政局更加昏暗。
此时的中国是野心家的天堂，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共和成了一块招牌。民国的政坛从此乱不可言，张勋复辟，曹锟贿选。
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幕幕丑剧接二连三上演。名义上有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军阀割据，到了后来，从占据半个县到独霸一省或几省，阴谋与政变、战争与混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最常见的场景。
悲愤的孙中山一次次在南方发动革命，以推翻北洋军阀。10余年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死也没有看到打倒北洋军阀那一天。辛亥革命的功臣蔡济民写下诗句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许多人从推翻清政府的盲目乐观中清醒过来。怎样才能救中国?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爱国者所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求索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掀起了波澜澎湃的时代大潮。
茫茫神州，路在何方?
此时，种种救国学说在中国大地应运而生，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甚至军国主义救国等纷纷出现。在1915年，大多数人并没有意到上海一份刊物的诞生。
(三)新文化运动:近代史上的百家争鸣
1915年9月15日，也就是“二十一条”引起的怒潮未消，而袁世凯称帝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青年杂志》创刊于上海黄浦江边。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创刊词《敬告青年》中号召国人建设一个青年中国，这个中国应当具有六个特点: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这个昏乱的时代，尤其是帝制对共和的反扑使陈独秀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政治革命可以解决的。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搞单纯的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思想革命渐渐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一场文化启蒙的运动终于在中国展开。
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在新青年中大行其道，但有趣的是，这一切颇得力于一位老翰林。
1917年1月4日，在一场大风雪中，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新校长毫无官僚气，他以一个平民的姿态走进中国的最高学府，也走进了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之塔、十字街头。
为推翻清政府，这位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为革命党制造炸弹，但新生的民国让他失望。他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希望能通过改造一所堕落的大学，用教育和启蒙的方式为中国培养人才。
刚进北大，蔡元培就宣布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厉行改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聘请没有高等学历的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将《新青年》主要撰稿人、26岁的胡适也聘为北大教授，鲁迅等人也开始在《新青年》上崭露头角。由此开始，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纷纷进入北大，北大拥有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辜鸿铭、刘师培等一大批优秀的教师。
美国学者莫里斯认为，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很难估价的。他们的著作铸成了一代年轻学生的信仰和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后，这些学生是政治上的生力军，并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蔡元培指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以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也许就是这种宽容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北大，也进一步在中国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
1916年初，《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就是改革文学的“八不主义”。《文学改良刍议》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声响亮号角，作者胡适被称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他认为:“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但是在当时，胡适的主张是受争议的，甚至他的一些好友对其主张也“颇不以为然”。但胡适始终不免弃，对朋友们说“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白话文由他开始，后有了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康桥》、俞平伯的《冬夜》等。白话文开始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一大批文学家开始用白话文表情达意，而这其中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篇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用狂人的口说历史的真面目，并用“救救孩子”向整个中国发出呼吁，号召人们群起反封建，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中国人开始对古老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并使中国的文化精神为之一变。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反省从没有如此深入过，而同时引发的社会影响也从未如此广泛过。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发展到实际行动，使新文化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更为深入。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竖起了两杆大旗—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使当时的青年如获至宝，中国文化界也为之气象一新。孙中山先生赞叹这是“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德先生、赛先生成为中国此后10余年间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也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帜和精神遗产，正是在对民主与科学的不懈追寻中,中国人开始寻找到走出困境的方略。
(四)五四运动:新青年放声高歌
1917年，此时的世界时局很令中国人高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派出20万华工参战的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国人为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
1918年11月18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阅兵式庆祝胜利。
人们将“克林德碑”拆除，改建为“公理战胜”牌楼。一时之间，“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的呼声拨动着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人们希望可以用战胜国的身份从列强手中收回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了”。
1919年1月，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了7项要求，希望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后来在民众压力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陈述书。
然而，在那个时代，公理并没有向中国人民招手，胜利与弱国无关。中国人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和日本。
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时拒绝取消“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给中国的只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德国从中国抢走的天文仪器。
5月1日，上海《大陆报》登载了一个消息:“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中国被怒火点燃了。
5月3日晚，北大礼堂内挤满了青年学生，有人以血书写四个大字:“还我青岛。”不少人还写下了遗嘱。他们相约第二天举行示威，以表达愤慨。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金水桥前汇集着来自北京各高校的青年生，金水桥对而飘扬着血书“还我青岛”，旁边还有一副对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随后，学生开始游行示威，2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出现在北京头，上面赫然醒目的几行大字: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悲怆的呼号回荡在中国大地。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天就有32 名学生被捕，却因此引起人们更大的不满。各地群众风起响应，从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群众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种社会力量直接行动起来干预政治，在亿万顺民中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愤怒，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人数超过2万人。几天后达到五六万人，使海陆交通为之中断，举凡运输、印刷、钢铁、纱厂、土木、车夫全部罢工，甚至连娱乐场所也都停业。
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强调“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结果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周恩来率天津学生赴北京请愿……
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也是古老中国对中国青年的呼声。
在法国巴黎，面对北洋政府同意签字的命令，中国代表团也在激烈地辩论。时年30岁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5位全权代表中3人反对签字。
6月28日，在《巴黎和约》的签字现场，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空无一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此时的顾维钧正乘坐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用自己的方式表示了愤怒。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整个政治局面依然一片黑暗。“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人们感到紧迫，也使人们感到迷茫。
就在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的几天后，苏俄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将废除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欧洲，尤其是苏俄的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责编：瘦马 编审：王辉 终审：卢子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