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大型专题片《复兴之路》解说词连载——
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六、星星之火
1919年初，梁启超到欧洲游历，此时的欧洲一片战后的荒凉景象，人们的心态更是普遍的沮丧和彷徨。梁启超十分震惊，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一位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的结论是:“社会革命，恐怕是20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梁启超的认识是敏锐的，他并不知道就在当时，一战的英雄、法国元帅福熙正沉痛地评价巴黎和会:“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那么，中国呢?被中国视为学习对象的欧洲已然是这副模样，中国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一)一个舶来的主义，终成一个民族追随的信仰
五四运动前后，大量的思潮和主义涌入中国，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基尔特主义等。有的人试图在中国广大农村建设新村，有的想在城市建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团，但这些美好的愿望迅速破产。人们的目光渐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
就在北大和《新青年》一起蓬勃发展的时候，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中国知识界为之一振。正在探索拯救中国方案的一些先进分子翘首北方，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
1918年，北京的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20年，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此时，湖南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当年创办《湘江评论》时用温和的手段改革社会的主张，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0年冬天，毛泽东开始走入工人中间，把他们组织起来，他说:“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
在法国，年轻的学生领袖周恩来也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郑重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此后一生的奋斗与荣耀都围绕着这个主义——共产主义。
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在经历过辛亥革命前后的无数风云变幻之后，认真研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的选择都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反复比较、深入研究、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是面壁十年图破壁寻找出来的突围之路，这是一个完全基于对国家责任的选择，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闪动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希望以此来拯救自己的祖国，哪怕付出自己的一切都在所不惜。
1920年2月，从北京通州去往天津的路上，一辆不起眼的骡车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在轻声交谈着。当时没人注意到车里有正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另一位则是护送他离开的李大钊。就是在这段惊险的历程中，他们计划着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为历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同年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该给党取个什么名字，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的回信掷地有声:“叫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个标志性的会议召开了。在楼下客厅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会议代表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代表陈独秀的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由于突发事故，最后一天的会议移到嘉兴南湖去开。中国近现代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开始于这南湖的烟雨之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共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此时的中共党员只有57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的各种政党中第一个确立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政党。
这个新兴的政党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组织力，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但她的党员已经开始深入到下层劳动群众中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举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罢工，同下层群众紧紧站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党曾经如此深入地发动过人民群众。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这是一条崭新的路，也是一条艰难的路。
(二)国共合作:“切不可疑神疑鬼"
1922年6月16日凌晨，炮声突然在广州越秀山响起，随后大批军队攻击总统府，短兵相接，战况激烈。孙中山在炮火中脱险，在永丰舰上住了55 天。在很长时间里，孙中山的心都沉浸于伤痛之中，因为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次更为彻底的背叛。他已经想尽了办法，为什么还是一次次遭遇失败和背叛?
鲁迅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发现无路可走。这种痛苦对许多革命一生的人来说尤是。
孙中山也有过这样的痛苦。他曾为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而欢欣鼓舞，为此，甘愿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可惜，此后10年，挂着共和招牌的民国让孙中山深感心痛。
为了再造共和，孙中山奔走南北，八方呼吁，四处联络，希望借助一些地方实力派打倒北洋军阀，然而他收获的只是一次次的失败和背叛，不仅北洋军阀未倒，中国反而乱象更炽。甚至一些老同盟会员也自甘堕落，沦为新的军阀势力。对此种种，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
对于孙中山和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味的年代，在痛苦中扎，在彷徨中思考，在失败中奋进。对于应该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山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找到答案，但他早就认为西方列强的道路和日的道路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孙中山曾遍游欧美各强国，他虽然承认西方的社会进步，却始终对方的贫富不均感到忧心忡忡。对于社会主义，孙中山并不陌生。早在1g0年，他就在一封信中表示，对于社会主义，他会认真思考不会轻易忘记他理想中的中国、他的民生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描述及其相似。
可惜，民国政治的混乱使他将精力集中于一次次的革命中，没有进步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他认为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还不宜于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旧官僚、人、政客”像尘土一样“远远抛开”。十月革命使孙中山大为兴奋，他认为苏俄的道路适合中国:“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不久之后，他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认定为历史的垃圾，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农工的三大政策。
后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相近的观点使国共合作历史性地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
1922年8月23日，李大钊在林伯渠陪同下走进上海香山路7号，他会见了孙中山。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说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中山十分赏识李大钊对时局的看法，对他倍加信赖，委以参与国民党改组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的重任。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对于孙中山的决定，国民党内部矛盾凸显。汪精卫等人坚决反对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以极大的魄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持之不懈地劝说国民党员，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
对于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大多数党员同意党外合作，而不同意直接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已经打下了。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派李大钊、林森、汪精卫、胡汉民、谢持5人组成主席团。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而民生主义的精髓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善人民生活。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还专门提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孙中山解释为“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一大还宣布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
（三）北伐：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上，黄埔军校的大门上赫然写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别处，
贪生怕死莫进此门。
横批是:革命者来。
在操场上，集结着这个学校第一批的460名学生，这些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青年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在此后20余年的岁月中他们曾经并力克敌，内驱军阀、外抗强敌。也曾因为各自的理想与追求不同而争锋沙场，角逐民心，最后由历史和人民在他们中间作出抉择。
在那个刚刚跨入校门的日子，他们的心就被一位老人的演讲所吸引那一天举行的开学典礼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礼，在这次典礼上，孙中山对学生们说，在这个地方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希望促成南北议和。
1924年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抵达北京。与12年前进北京相比，这次的欢迎同样热烈，10余万民众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着他的到来，希望他能带来和平与安宁。孙中山拖着病体下车步行，向民众致意。他再次表达了他的拳拳之心:“此次进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
可惜，天不假年。不久，孙中山就查出罹患肝癌。一代伟人走到了生命的最后犹不忘一生抱负，他在政治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5年3月12日晨，中山先生逝世。在北京公祭的10天内，吊唁者达70余万人，挽联近6万副。
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正东征陈炯明，他们以最凌厉的攻势来祭奠国父。1年之后，就是以这支学生军为骨干的部队开始誓师北伐。目标指向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虽然此时国民政府政令还不出两广地区，但有识之士已看到中国的希望。
在中共看来，北伐伐的不仅是北洋军阀，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这两个行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浩浩荡荡的北伐大潮风起云涌。
1926年5月，叶挺率独立团2000余人出韶关，一出手就两战两捷，为北伐军打开了进军湖南的通道。此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一路北上，响遏行云。
战平江，取岳州，攻武汉，血战汀泗桥、贺胜桥，大败吴佩孚，又攻克武汉三镇。仅仅5个月，北伐军便从广东突进到湖北，饮马长江，进窥中原，东震江浙。武汉前线的部队增援江西，使孙传芳败走。此后，北伐军席卷千里，福建等地的孙传芳部纷纷倒戈。1927年，北伐军兵分三路分取河南、浙江和安徽、江苏，很快就达到了作战目标。北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北伐军中，共产党员有1500多人，或任基层指战员，或为党代表和政工干部，比如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等一批中共党员在各军任副党代表。作为北伐先锋、功勋显赫的叶挺独立团，有85%的官兵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倾向共产党的青年，正是他们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并在10年之后,“铁军”的战旗又一次在抗日的战场上高高飘扬。“光荣北伐，武昌城下”，成为许多中华儿女冲锋陷阵于抗日战场时经常响起的歌声。
(四)时代大潮中，人民力量暗流涌动
随着北伐军一路胜利，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开始了，工农运动波澜壮阔，史称“大革命”。
1926年9月，就在叶挺率部血战贺胜桥的时候，毛泽东发表《国民事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村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方，也是封建因素最集中的地方，如果不能从精神上、物质上把农民解放出来，所谓国民革命又有多少意义呢?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复兴之路上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即使在我们取得了无数辉煌成就的时候，也不能对这一问题掉以轻心，已有无数史实证明忽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毛泽东的观点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国民党没有这样的认识，共产党中的多数人关注更多的是工人运动，因为十月革命主要是在城市取得胜利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残酷现实后，人们才感到毛泽东当时的观点预见性很强。
但当时还没有哪个政党能真正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产生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这一过程中，组织者的缺乏经验和农民运动的过快发展，使其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两党矛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
1927年，国民党将领何键与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毛泽东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把农会称为痞子政权。
在城市，列强的力量也与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发生了碰撞。1926年汉口群众集会要求收回租界，英国人制造汉口惨案，九江也发生了中国群众对英租界的斗争。人民运动的威力使西方列强为之震惊，英国放弃了在汉口和九江的特权。
然而，人民的力量不仅使列强惊心动魄，也让一些新的野心家感到莫名的恐惧。
在波涛汹涌的时代画卷下面，已是暗流涌动。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绞杀，而在16天之前，蒋介石做了件让张作霖拍手称快的事。1927年4月12日，上海再次响起了枪声，在这个工人们用血战夺回来的城市，青红帮的帮派分子向工人纠察队发动攻击，从这一天开始，“清党”让整个中国血流成河。
在武汉，汪精卫甚至比蒋介石更加杀气腾腾，他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名言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所谓“宁汉合流”就建立在战友的血肉之上。
蒋介石、汪精卫抛弃了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本来要打倒的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对北伐的功臣、自己的同志挥起了屠刀，此时孙中山刚刚逝世两周年，尸骨未寒。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及“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都被抛到脑后。
来自北方的政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蒋介石的左右，列强确信蒋介石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人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江浙财阀则进一步向蒋介石提供数百万元的巨额经费。
于是，革命的叛变者手起刀落之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幕丑剧——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在此后1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达2.6万人、群众近30万人。曾经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
现实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残酷的一课。在当时的中国历史环境中，军事力量往往决定着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是改变中国现状、完成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重新竖起了大旗。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一条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历史使命的道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此后22年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五)苍茫群山中的星星之火
1927年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年份。上半年，千军竞发，万众欢腾，许多工人、农民第一次发现命运和生活原来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顷刻之间所有的恐惧和黑暗又变本加厉地回到身边，人头滚滚，枪声凄厉，表面上开始走向统一的中国，实为破裂了。
下半年，在南中国的苍茫群山和原野中，点点的星火在渐渐汇聚……1938年，毛泽东回想多年戎马岁月时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一声枪响，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大幕，并将“八一”两个大字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军旗上。但这场起义和随后的广州起义一样，在战略方向上存在一些问题，当时的领导者们都希望打回北伐军的起点——广州，从这里再造国民革命军。这一战略深受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应该像苏联那样以城市为革命的中心。
南昌起义的部队一路南征，经两个月的血战，终因迭逢强敌，伤亡过大，不得不撤出战斗，在朱德和陈毅等人的带领下，由粤北而湘南，最后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
中国的革命处于一个新的拐点……
1927年9月，一个湖南农村的书生，走在浏阳的田野。
万卷书，万里路。在此之前，他就多次用脚步丈量南国的山山水水、用心体味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辛酸与苦难，把书中的一切同眼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既令他比当时大多数人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也使他拥有了一种如解剖刀般的分析力和判断力。他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人物中最善于做调查研究的人，这令他总能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把握到真正的核心和机运，从而引领他的同志走出坎坷和困境，走向制高点。他就是毛泽东。
这一天，毛泽东打扮成一个采购员，走到浏阳张家坊时，被当地民团抓住，并可能按照“宁可错杀三千”的命令被处死，他与一些民团士兵进行了沟通，在最后关头脱逃，在湖南农民的掩护下赶上部队，并在几天后发动了起义。
按照上级的指示，本次起义的攻击目标是戒备森严、重兵云集的长沙。但当部队伤亡日重，而目标还很遥远的时候，毛泽东紧急喊停，毅然放弃攻取长沙的计划，率部直取井冈山。这是关键的一步，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开始。
在井冈山，毛泽东开始着手打造一支新的与以往不同的军队了。1928年1月，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一、捆铺草;二、上门板;三、买卖公平;四、言语和气;五、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偿;六、不准乱翻东西。此后这六项注意不断发展演变，变成了中国军人的行动规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挥师闽西，一路激战，且战且走。2月11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一，红军在瑞金城北十几公里外的大柏地设伏，一战击破追兵。毛泽东、朱德等人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后来，这里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在福建西部古田镇溪背村廖氏宗祠，举行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达3万字的“八个决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性的建党与建军文件，使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日益成为一支精干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
随着实践的深入，毛泽东日益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精髓，和他的战友们提出了更明确的口号:“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
1930年5月，《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就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
同一时间，毛泽东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能够真正地沉下心去了解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的悲痛和不屈的奋争以及淋漓的鲜血中看到了前行的道路，这将是一条被无数次地证明行之有效的道路。
此时的中国，红色的火光不仅在闽赣交界处熊熊燃烧。1928年，日后的共和国元帅贺龙在湘鄂西一带组织部队，一边作战，一边发展，于1930年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建立湘鄂西苏区。1927年11月13日，黄麻暴动。大别山的农民们以极简陋的武装与敌激战，他们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不断壮大自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日后的共和国元帅徐向前的率领下，席卷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兵锋所向，令国民党当局不寒而栗。
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中央、湘鄂西、鄂豫皖三大革命根据地，另有10余个较小根据地散布各地。1930年初，工农红军已达7万余人，地方武装达10万人。
燎原之势已成。(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责编：瘦马 编审：王辉 终审：卢子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