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雄关漫道真如铁
七、血荐轩辕
1928年7月1日，郭沫若写下了一首诗《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中国有四万万的人口，
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三亿二千万以上的农民，
他们的生活如今怎样?
朋友，我们现在请先说北方;
北方的农民实在是可怜万状!
他们饥不得食，寒不得衣，
有时候整村整落的逃荒。
他们的住居是些败瓦颓墙，
他们的儿女就和猪狗一样;
他们吃的呢是草根和树皮，
他们穿的呢是褴褛的衣裳。
南方呢?南方虽然是人意差强，
但是农村的凋敝触目神伤。
长江以南的省区我几乎走遍，
每个村落里，寻不出十年新造的民房!
农民生活为甚么惨到了这般模样?
朋友哟，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
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
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
……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真实写照，而在30年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人民生活陷于艰难困苦之中，而倭寇的军刀将中华民族割得遍体鳞伤，人民苦难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些，中国人民将怎样在生死存亡的沉痛时代活下去并求取民族的胜利呢?
(一)“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当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涤荡时，中国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此时的中国人口4.2亿，农业人口占85%，面对普遍贫困的农村，国民政府束手无策，除了进行一些农业实验外，并没有积极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处境。天灾人祸让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或沦落为乞丐，或成为流民和土匪。
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正在进行着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在此前，38岁的毛泽东在指挥战斗之余，完成了《兴国调查》，他发现在中国的农民中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他相信“革命”两个字就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帮助农民们得到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想得到而没得到的东西，使之从贫穷、困苦中摆脱出来，并以此完成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一实践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苏区的土地政策几经变化，后来基本的政策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发动农民自己来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关系，亲手从豪绅地主阶级手里夺取土地。这对于当时千百万农民来说是极富震撼力的，他们听不懂抽象的理论，但他们知道“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事实上，农民有了田之后，生活的确变化很大。
但此时，中央苏区被严密封锁着，外界一般不太知道苏区的具体情形，但苏区的变化还是时有传出，有时甚至引起国外媒体的注意。1933年10月14日的日本《每日新闻》就曾转述了这样的文章:“中国苏维埃区域人民的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中国老百姓是最善良而知恩图报的人群，一切的善意和德政都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在那个战事频繁的年代，苏区的老百姓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子弟送上了战场。对于“苏维埃政府”这个拗口的外来词汇，他们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词语，他们将“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这个“埃”在客家话中正是“我”的意思,“埃政府”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其中的赤诚可见一斑。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这个时期的一大亮点，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一次实验，但是因为时局动荡，没有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依靠土地革命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虽然几经变迁，情形殊异，但即使到了今天，新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放弃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及探索。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对于自己原有生存状态的一次重大抗争，一次对贫困与绝望的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学会了一些字，甚至还知道了“民主”这个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无关的词。这种变化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二)长征:逼出来的战争奇迹
1933年9月，中国南方战云密布。
在连续4次被打得“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之后，蒋介石倾其所有发动第五次“围剿”。50万的厚重兵力可以使他按照最稳妥的方式推进，他任用了前德国军队总司令赛克特将军。赛克特和蒋介石的将领们一起拿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方式——“堡垒政策”，用密集的堡垒压缩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步步为营。
他们哪里知道，此时与他们对垒的已不是朱毛了，而是另一位德国人——李德。种种机缘使这位德国人轻易地获取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事顾问，其作战思维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阶段。此时已占据领导中心的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李德初来乍到，对中国的国情、红军的军情和根据地的民情极为陌生，他拿出的应敌方略竟是“以碉堡对碉堡”,“拒敌于国门之外”。
而当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政变，成立政府，并与红军商谈合作事宜，本来双方已形成一个抗日反蒋的共识，这本来是一个将第五次“围剿”化于无形，或是打乱敌军部署的良机，却因为博古的一句“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而坐视第十九军被击垮，眼睁睁看着蒋介石从容调动部队，四面合围。
此时，虽然红军已经在发展壮大，但5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内没有什么工业体系，苏区的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农业，以一隅敌全国，哪里到了一战就可以决定胜负的阶段?而且以苏区薄弱的生产能力，又如何供养百万红军?
正确的战略战术应该是朱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可惜刚愎自用的李德对滋生于中国大地的作战方式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朱毛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此时的普通红军官兵情绪还是非常激昂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是红军实力最壮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放弃了在运动中歼敌的红军，等于放弃了赣南、闽西绝好的地形掩护，用自己处于劣势的装备硬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原本敌军百寻而不得的红军主力，如今明明白白地暴露于重型火力之下挨炸。红军官兵不可谓不英勇，与敌同归于尽的壮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红军仍然一再失败，防线步步紧缩。看着在无数战斗中锤炼出来的优秀指战员一个个倒下，手无兵权的朱德只能在一旁干着急，却无法干涉指挥。
血战18天，广昌失守。
中央苏区已是守无可守，红军必须突出重围，放弃中央苏区，开创新的根据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万里长征开始了。
刚开始的时候，长征看起来更像一次大搬家，原本因为出敌不意而形成的良好态势在缓慢的行军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失去，使蒋介石得以从容在湘江设下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打响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大部阵亡，但就在敌军认为焦黑的阵地上不会再有生命存在的时候，往往一串串子弹又打了出来，他们一直坚守到全军撤离。
自红军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惨烈令各级领导人心痛不已，原本心高气傲的博古亲眼看到了将士拼死血战的悲壮场面，不禁为之惨然，他曾一度拿着手枪对着自己，被一旁的聂荣臻喝止。此时的军中将士心中都升起了对他和李德等人的怀疑，差点被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毛泽东被严酷的现实送回了指挥岗位。
1935年1月15日，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发言。会议决定:1.选毛泽东为常委;2.洛甫起草决议，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两个多月后，形成了新的三人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毛泽东很清楚红军并没有脱离险境，此时绝不能消极等待，他必须让红军再次成为一支让敌人捉摸不透的部队。中国整个西南到西北都成了毛泽东和红军施展才能的舞台。毛泽东充分发挥他的指挥才能，不仅指挥红军，甚至指挥敌军。红军恢复了往日的灵动和敏捷，矫如游龙，左冲右突之下，每一步行动都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各方“诸侯”又各有打算，搞得看似严密的“天罗地网”破绽无数。
红军，这支被困的雄师一次次脱围而出，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带甲百万的军队挡不住，号称“神仙”难渡的大雪山也挡不住红军北进的步伐，充斥饥饿和死亡的草地对于这支百战铁军也同样俯首称臣。
1935 年10月，红军翻越六盘山，新的天地就在前方。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红军更是大幅减少。这是一次壮阔的远征，他们由东而西，由南而北走过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他们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他们最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也使中国最贫困的人民了解了他们。虽然幸存者很少，但能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战斗的人，个个都是勇者和精英，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而言，更是弥足珍贵。
身经百战却豪情不减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知道前方有新的艰难，而这艰难将是全民族共同的危机。
（三） 九一八，回响至今的警笛
1931年，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到前门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蓝博森有些不高兴，因为看到一半，张学良就走了。这一天是9月18日。无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命运都随之改变。日军炮轰北大营，随后向中国军队全面进攻。
当时，东三省的日军和东北军的兵力对比为1:6，而且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但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当日军攻击北大营的时候，上级的命令是将武器放入武器库。当前方将士问如果日军要命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日军涌进北大营，开枪屠杀东北军官兵的时候，不愿束手待毙的军人撤退了。
9月19日凌晨，日军一个联队进攻奉天。拥有防御体系的6000 余名军警除少数人抵抗外，大部都不事抵抗，被日军轻轻松松由门而入，再轻轻松松缴了械，所有军事目标和要害部位都被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其迅捷根本不像两国交锋，纯粹就是换防，日军深为惊讶。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国军人应该永远记住的耻辱。
9月19日，当太阳再次照耀奉天城(沈阳)的时候，从梦中醒来的人们突然发现青天白日旗变成了日本“膏药”旗，中国军队却不见踪影。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成为日军侵略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战略物资供应站，中国人民的血汗将在14年里滋养着侵略者的战争机器。
仅仅4个月，日本吞下了3倍于其国土的中国领土。20余万东北将士一枪不发，只能无奈地望着白山黑水渐渐远去，家乡父老和三千里大好河山拱手送与日军。有的人永远没有再回过东北，包括张学良。
也有人回到了东北，11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军护送下到达东北，他将在十几年的时光里充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坐上“永绥号”军舰，赴江西督战。此前，他曾与张学良在石家庄密谈，据说当时蒋即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在他的心中，关外的事情哪里比得上“剿匪”重要。
9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定“九一八”为国耻日，并决定于9月23日下半旗哀悼奉天。不过，此时的江西仍然战云密布，蒋介石丝毫没有回师收复失地的打算。
10月10日，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回来的蒋介石，面对群情激奋的爱国学生，许诺说:“3天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
3 天之后，蒋介石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演讲中说:“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可惜国际公理对于侵略者的制裁手段虚弱得很，国际联盟虽然要求日本必须从东北撤军，但日本置之不理。国民政府束手无策，一味退让妥协。
此时，在江西瑞金发出了抗日的怒吼。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要求日军海陆空三军立即自中国领土撤出。此后1个月内，中共连续发表四次宣言、决议和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不仅仅是口头的宣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组织民众，创建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
从1931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陆续向东北派出许多干部，加人到当地的抗日武装中，并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共产党人血沃中华。
深沉激越的抗战之歌就以东北大地为背景，在整个中国唱响。
国民政府的国防力量还在用于一次次地围剿根据地。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
此时，得寸进尺的日军早已渗透到了华北，1935年，他们唆使汉奸殷汝耕自治，声称河北东部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
12月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妥协。
严重的局势和国民党的步步退让使青年学生认识到，以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一二·九运动爆发。当一系列爱国要求被拒绝之后，12月9日，北平学生上街游行，学生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激起全国民众的热烈反响。
1935年的中国最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整个中国的主旋律正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4年后，这首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不绝回响的历史之音。
(四)在战火中瓦解，也在战火中团结
1936年4月，一位美籍记者访问97岁的马相伯老先生，马相伯认为只有联合全国力量才能避免亡国，至于这个全国力量是否包含共产党，马相伯的回答是:“共产分子就不许救国吗?”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变化。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对美国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说:“是抗战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战败也算是有所作为。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
此时，身处西北的张学良不断向蒋介石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苦劝之下，毫无结果。12月7日，张学良再作“哭谏”，声泪俱下，得到的回答是:“你现在就是用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苦谏、哭谏都不行，身负国仇家恨、代蒋受过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只好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呼吁释放蒋介石，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法西斯的时代大潮中，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终于让蒋介石握紧了拳头，他对全中国说: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那时候便只有拼却民族的生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
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血洒山河、血肉长城的八年抗战开始了。
(五) 留得清漳吐血花——敌后抗日战场
1937年9月6日，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大雨倾盆，由红军一部改编的一二九师在雨中誓师抗日。刘伯承师长一声令下，万余官兵换上了国民党军帽，全师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这一幕在各处红军驻地纷纷出现。随后，从河南到山西，逃难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当所有的部队都向西、向南撤的时候，有一支军队却背着简陋的武器向东疾行，他们的臂章上写着“八路”。人们对这支军队没有多大的信心，因为这支队伍中许多人没有枪，有拿刺刀的，有提鬼头刀的，还有等着拾起阵亡战友的枪继续进攻的。然而就是这支军队在数日之后，名震华夏。
1937年9月24日深夜，山西平型关附近大雨如注，在没有庄稼的田野里，埋伏着刚刚改编完毕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官兵，他们还穿着单衣。他们的目标是被称为“钢军”的板垣师团，战斗打响了，这次日军遇到了一支与奉天不战而退的东北军完全不同的军队。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用石块砸碎日本兵的脑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上;班长牺牲了，老战士接着顶上。打到最后，只要站得起来的照样冲锋。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使全国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很快，“八路”这个名词在中国人中掀起了一阵欢呼。这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第一次亮相，600名官兵战死沙场。此后，这支部队的鲜血流淌了8年。
随着日军日益向中国内地侵袭，由于日军兵力有限，无力占据全部地区，只能占据一些交通要点。在侵略者的后方留下了一大片空白，那里有不甘做奴隶的人民，也有被打散了的中国军队，还有无数试图奋起杀敌的慷慨悲歌之士，此时，只要有人来领导他们，顷刻即为雄师。铁蹄下呻吟的人民期待着拯救他们的英雄。
英雄来了，虽然衣衫褴褛，武器简陋，但他们敢于刺刀见红，与敌血战。于是在一年之内，这个被称为“八路”的军队发展到15.6万人，由游击队改编而来的“新四军”发展到了2.5万人，他们创建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遍布华北、华南，总人口超过5000万。
就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时候，在延安，宛如乡村教师般的毛泽东心怀世界大势，纵览中国近现代史，发表《论持久战》，他认为中日之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决死之战。一方面，敌强我弱，只能打持久战;另一方面，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公道自在国际人心。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他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作出了预测，即抗战将分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以战略相持阶段最为艰难，但只要坚持下来，中国必胜。
这是一个极富预见性的判断。这一判断指导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作战方式，游击战的妙用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至，甚至成为了一种战略。虽然在当时许多人对这一作战方式表示怀疑和嘲笑，但在30多年后，这一战略使一个弱国再次拖垮了一个军事强国。
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在对敌作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们充分利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山山水水，平原挖地道，水泽藏小船，山区奔劲旅，地雷战、麻雀战、武工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憨厚得好像大山一样的沉默的中国人成为日本强盗眼中最可怕的敌人。
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日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带领根据地的人民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生命力。彭德怀的战略方案则是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3个半月，毙伤日伪军4.4万人，正太路全线瘫痪。在东北，抗日联军从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杨靖宇、赵一曼等都是中国血性所在。
因为恐惧，所以凶残。日本军队把他们的兽性发挥到了极至，杀光、烧光、抢光一切，囚笼战术，铁壁合围，清乡扫荡，一一出手，大开杀戒。他们甚至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只是为了隔绝中原的义师向东北渗透。
为了对付敌人的频繁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打到外线，1943年初罗荣桓创造了一个翻边战术，在日军进攻的时候，他率部跳到外线，一举攻克敌重镇，尽取敌军物资。日军惊叹道: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最多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敌军达60%以上。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号召人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在自己的窑洞不远处开了一块责任田，朱德不仅种菜，还纺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造出了一个好江南。靠自己动手，各根据地种地纺织，使后勤供给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此时延安的政治生活也很特别，边区政府开始按照“三三制”进行民主选举。因为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于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当即退出选举，由党外人士替补。
然而，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当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进行水银泻地般的攻击时，在正面战场，国民党的大军也在浴血奋战。
（六）我以我血荐轩辕——正面抗日战场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的平津之战让整个中国沸腾，群情激愤，甚至李宗仁、白崇禧、刘湘、西北二马、龙云等互相之间矛盾重重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通电全国，停止内部纷争，请缨抗战，全面抗战已成定局。
1937年8月8日，蒋介石发表《再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他要求中国所有军人:牺牲到底的决心，最后胜利之自信，运用智能机动应付，军民团结亲爱精诚，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此时的中国军人终于在民国成立26年后，攥成了一只重拳。而这重拳出击的第一战，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3个月，以3:1的代价使敌人伤亡近10万，虽然最后战败，却既打破了日军“三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也使大量工业设施得到了内迁的时间。
然而，抗战期间，最令国人痛心的一幕发生了:从杭州湾登陆，逼退中国军队的日本军队北上攻击南京，在1937年终，太阳旗的南京变成了地狱，日本军队成了地狱的恶魔，作为人的所有羞耻心都已被内心的兽欲泯灭。日本《朝日新闻》得意洋洋地刊登了杀人魔王们杀人的比赛，开所谓“文明”国家之先河。多年之后曾因良心发现到中国忏悔的日本兵东史郎在他公开出版的日记中承认，很难找出不犯下强奸罪行的日本兵。日军烧杀奸淫的行径让他们的盟友也看不过去，德国驻华使馆在发回国的电文中说“它是一台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30万条生命如风中飘摇的烛火，黯淡熄灭。南京的惨剧让中国人民为之震惊，中国军人的愤怒在台儿庄爆发出来。
曾经在平津之战中留下来收容善后的张自忠在这里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台儿庄之战中，他全力解救军阀混战时结下的仇人庞炳勋，令板垣征四郎大惊失色，使最后合围矶谷师团成为可能。在此后的时间里，他驰骋疆场，以必死之心和不败战绩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人们赠他数百锦旗，黄埔军校60余名毕业生宁愿降级也要追随于他。1940年，他在最危险的时候迎敌锋而进，直到阵亡。日军感于他的铁血风范，以军礼敬葬这位中国将军。在移葬回重庆的路上，数万民众夹道相迎。各地均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悼文中写道:“……其忠勇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歼敌万余。
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三次会战，中国军队终于止住了日军的攻势，使战线大体稳定下来。
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勇敢。中国军民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力，这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43年底，美、英、中三国在埃及开峰会，在开罗会议的宣言中，明确宣告战后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被列强羞辱了百年的中国终于站到了近现代的最高峰，人们将她作为世界四强之一。
1944年，苏联红军光复所有领土，伴随着苏联红军前进的步伐，东欧相继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甚至国民政府派出的中国远征军也在缅甸取得辉煌战果的时候，此时的中国战场却显得很奇怪，国内的国民党部队居然被已经大大削弱的日军一击溃千里，损兵折将50万，没有了抗战初期的英勇作风。与此相比，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开始频频向日军进攻，八路军两度攻入石家庄，新四军曾一度打到南京城。为保住后方，日军不得不专门调回5个师团防备八路军和新四军。
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重整旗鼓，好歹稳定了前线情势。1945年4月，7万日军在湖南发动了垂死一击，被中国军队完全击溃。攻守之势终于反转。
1945年8月15日中午，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向民众讲话。随着“停战诏书”的宣读，不时有枪声在东京响起，日军军官纷纷自杀。
这一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已是晚上了，美国记者的记录是:“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不到1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8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8年来，中国军队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74%以上，最高达到90%。日军海外作战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中国付出的代价是3500多万军民的伤亡。
8年来，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先后歼敌90余万人，阵亡官兵177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阵亡官兵60余万人。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四大国之一。这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打赢了反侵略战争，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复兴之路》
责编：瘦马 编审：王辉 终审：卢子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