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臣 杨新红
吉合(1905-1983)，原名田修德，化名张其胜，绰号张胡子，郾城区黑龙潭乡田庄村人。1925年赴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基辅混成干部学校、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1927年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合任中共西北特委军事部长。陕甘红二十六军干部训练班主任、作战科科长，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吉合任新疆新兵营青年干事、战术教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助手。解放战争时期，吉合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九0五年农历二月，吉合出生于郾城县黑龙潭乡田庄村一个颇有威望的世家。田家世代书香，五代行医，且“乐善好施，信义为上”，在地方上有一定声誉。吉合五六岁时，即被送人私塾读书，到了八岁，正式进入离家有三里多路的国民小学。时值民国刚建立，革新的浪潮席卷全国，也影响到吉合就读的国民小学。入校不久，他就剃掉了头上的辫子，表现了对进步的最初追求。一九一六年，吉合十一岁，考入郾城县立高等小学校。在这里，他不仅学到更为高深、新鲜知识，也见识到更为广阔的大千世界。耳闻目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蚕食和掠夺，使小吉合感到痛苦和耻辱，一股强烈忧国忧民的心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开始萌生。
一九一九年，从北京掀起的反帝爱国浪潮迅猛冲击到中原大地，也波及到小小的郾城，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来自北京、开封、洛阳等地的进步学生在郾城街头巷尾聚众演讲、宣传鼓动，痛斥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控诉外国列强巧取豪夺、疯狂劫掠中国的累累罪行。在他们的带动下，郾城县立中学、蚕桑学校和县立高小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吉合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并被推举为县立学生联合会小队长，带领同学们上街游行、演讲,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爱国口号，挨门串户检查日货，并不顾情面砸毁了拒绝抵制日货的自己亲戚开的小商店。事后，尽管吉合痛遭了守旧的父亲的责打，但“五四”运动给他人生道路的影响、政治思想上的启迪是深远而巨大的。
“五四”运动后，吉合倾慕冯玉祥将军的胆识和爱国精神，遂于一九二0年正月初九弃家出走，十六岁的他和一个同学偷偷地来到冯部设在郾城的秘密招兵点，并闯关走进湖南常德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旅部，当了一名救国的士兵。
此后，吉合随冯玉祥将军转战于豫、陕及京津地区。由于吉合机敏勇敢，训练刻苦，得到冯玉祥将军的赞赏，很快得到升迁，从马夫、伙夫、军乐队的号兵、正兵、正目(班长)、署理排长升至排长。吉合在冯玉祥部受到非常严格、有时近乎残酷的军事技术训练。同时也潜移默化，受到了冯玉祥爱国思想的影响，使他坚定了爱国救国的信念。
一九二五年,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冯玉祥结识了李大钊同志。李大钊派人到冯部工作，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政治部长。后来经李大钊介绍，冯玉祥又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方面请苏联顾问到张家口帮助训练军队，一方面决定从排长中挑选一批优秀青年军官分赴日本、苏联留学深造。吉合等24名军、团级干部被选送到苏联高级军事院校学习深造。
一九二五年十月，吉合等16人被派往苏联，设在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加米涅夫军官学校，进行学习训练。一九二七年八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被送入“威斯特累”高级步兵学校继续深造。设在基辅的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和“威斯特累”高级步兵学校(中文大意:苏联工农红军“威斯特累”高级和中级指挥员射击战术训练班)是苏联著名的军事学校，学习内容正规而丰富。虽然吉合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底子,在冯玉祥部队算是“文化人”，但在这样高级的正规军事学院学习,再加上语言障碍，他仍感吃力。为掌握更多的知识，吉合(当时取俄文名吉合诺夫)首先拼命攻读俄文，每天都要强迫自己背记一定数量的俄文单词，反复阅读各门课程的讲义。他精心安排自己的时间，刻苦攻读，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和休息。在战术、射击、军制、兵器、地形、筑垒等诸多课程中都获优异成绩，为吉合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的学习和深造，吉合既学到苏联红军丰富的军事技术知识，又学到了苏联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一九二六年吉合因病来到黑海克里米亚疗养院，和在这里疗养的苏联红军高级军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吉合的政治认识和思想感情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他从内心羡慕他们、钦佩他们、虚心求教于他们，使他眼界大开，见识大长。返校后，吉合除更加广泛地和苏联共产党人接触外，又与由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刘伯承、伍修权、刘安公、陈夏生等同志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他进步更快。同时，吉合还阅读了大量的政治书籍、报纸杂志。诸如《真理报》、瞿秋白翻译的《共产主义abc》以及布哈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这些使吉合逐步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由一个旧军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方面转化。
一九二七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大革命失败了。“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吉合对此非常痛心和愤忾，毅然决定同冯脱离关系，跟着共产党走。吉合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威斯特累”高级步兵学校，由郭金上校《曾任加米涅夫军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主任)和金重熙(朝鲜人，曾为加米涅夫军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军事行政首长)介绍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艰难而曲折的革命生涯。
一九二八年九月，吉合被分配到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连工作。
一九三一年夏。吉合受共产国际派遣，随同王若飞同志回国。深入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山西五省，以搞农民运动和民族工作为重点，以秘密工作的形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同年九月，吉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长，化名张其胜。随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在包头、宁夏一带积极寻找活动于这一带的云泽(即乌兰夫)、李森等，与他们取得联系，逐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这年初冬，为寻找红军，吉合化装为游方郎中，利用各种关系，闯宁夏、过陕西几经辗转，终于在年底与活动于陕西省旬邑县一带由谢子长和刘志丹所创建的一支红军取得了联系。这支部队当时称救国义勇军，也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一九三二年初成立红二十六军，吉合任作战科科长。针对部队战士成份复杂、军事素质差的现状，吉合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制订训练计划，讲解军事知识。根据游击战争的需要和环境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讲解，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和军事技术，使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王若飞同志被捕后，吉合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地下工作，以行医看病卖药为掩护，在归绥美岱召一带及驻防在包头的蒙族军队“老一团”中，广泛结交蒙族朋友，联络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开始建立秘密据点，仅在美岱召一带就建立了十六、七个小据点，聚积革命力量，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吉合还抓住时机与地主作斗争。一九三三年春旱，地主独霸水源，群情激愤，吉合在萨县组织汉蒙两族群众和地主抢水，并趁机向地主要求增加雇工工钱，使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既维护了蒙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和利益，又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决心和信心。
一九三三年夏，吉合辗转来到张家口找到了党组织，汇报了几年来的工作。这年十一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绥远特委，王崇义(即刘仁)任书记，吉合任特委组织部长。中共绥远特委抓住国民党四十一军暂时驻扎包头的时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指导和推动四十一军中党的各级支部开展工作。并在四十一军开明的上层军官及蒙族军队的“老一团”中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使他们理解、同情、帮助革命，给予特委的各项活动以极大方便。他们还深入到铁路工人中，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发动工人积极起来同资本家做坚决斗争，并在工人中建立了党的支部，使包头铁路工人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翌年，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京津地区的党组织也同样遭到很大破坏，绥远特委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残酷。一九三五年夏，刘仁和吉合反复商议决定北上乌兰巴托，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请示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吉合来到乌兰巴托后又飞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后，即被共产国际派往“殖民地民族问题研究院”学习，同时兼任翻译。
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吉合于一九三八年夏随任弼时同志回国，并被组织派往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新兵营”教授军事技术及俄文。吉合以极大热情投入了工作。自己编教材、授课、辅导、批改作业，并组织野营训练，教步兵分队战术。此外，还担任“新兵营”直属队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兼组织干事。一九四一年，陈潭秋接替邓发来到迪化“新兵营”，党中央决定由吉合作陈潭秋的助手。为使学员们掌握过硬的本领，他们“文”、“武”并重，组织了紧张而有秩序的野营训练，学员们获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军军事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同时，陈潭秋还是党中央派驻新疆的代表。为配合他的工作，吉合担任了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认真处理办事处内部的工作。协助陈潭秋一方面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求得国际上的援助，一方面做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同时接待赴苏的来往人员，为延安筹集布匹、军装、纸张、药品，把大量物资运往抗日前线。尤其在与苏联总领事馆的交往中，吉合既是翻译，又是参谋，有力地配合了陈潭秋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新疆督办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撕下伪装进步的假面具，直接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人，形势急剧恶化。盛世才采取阴险毒辣手段大批逮捕革命志士。陈潭秋于一九四二年被捕，次年四月，吉合等30余名共产党员也被捕入迪化第一监狱，后又被送到南监、第二监狱。在长达三年的监狱生活中，吉合忍受了敌人残忍的非人折磨。但他坚贞不屈，软硬不吃、巧妙周旋，并趁放风时间同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利用绝食等方式，抗议敌人的暴行，顽强地和敌人作斗争。经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多方奔走、大力营救，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吉合等131名同志被张治中将军全部释放。并派十辆卡车送回延安。经过 一个月的艰难跋涉和长途颠簸，七月十日，吉合满怀重见亲人的喜悦，终于胜利返回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吉合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等职，在建立新军队、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吉合于一九五0年一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武官。一九五四年以后，历任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反革命集团与“四人帮”制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冤案，吉合同志被关押长达八年之久。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他曾写下“绝命书”:“红尘不过如此，我早已把它看穿，世人生死谁得免?人亦动物，但不一般。男儿血性此生。早盼四十年前，自当奋斗永不倦。斑点当然不少，此心一颗红艳。巨星光辉普天照,万马奔腾竞向前，喜透了肺腹心肝。为革命生，为革命战,为革命挨斗，为革命坐监，杀掉脑袋一颗，为革命作出最后的捐献。幸哉乐哉，心甘情愿”。同年三月二日他在书写“交代材料”时，奋笔写下如下诗句以示抗议，坐牢本不差分毫，坦白磊落气节高。专案(指专案组)编唱反调，四·一二案生凑，不择手段迫诱，压出我的假口供难道组织所求?”粉碎“四人帮”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九七九年，吉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顾问、中共军事科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常委。
一九八三年元月四日十一时十分吉合因患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吉合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叶剑英曾评价吉合同志“无论在战场上、在和平环境中，在监狱、在中国、在外国，是经过严重考验的同志，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对党忠诚的好同志。”(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文章出处：《永远不能忘记的岁月—漯河人民抗日纪实》（漯河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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