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英雄沈东平-ag视讯

舞阳县老促会

    沈东平，原名张秉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从192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起，他即决心以革命为职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他历任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东特委书记等职。在他亲自创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中,担任参谋长。他为积极配合吉鸿昌的抗日反蒋活动，恢复和发展河南共产党组织，在河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和推动河南抗日救亡运动，创建西华抗日武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8年7月29日，在与日军战斗中，他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3岁。

    1905年6月27日，沈东平出生于河南省舞阳县林庄村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他兄妹5人，沈东平居长。父亲张彦申，是一位吃苦耐劳的自耕农民，凭着硬朗的身子骨和种庄稼的经验，常年累月在祖辈留下的几亩薄地上耕耘、施肥、播种、收获，披星戴月，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以维持全家老少十口人的清贫生活。但这里交通闭塞，土地瘠薄，低洼易涝，十年九灾，加上连年不断地兵匪扰乱，沉重繁多的苛捐杂税，使沈东平家和乡亲们一样，深受苦难。

    沈东平7岁时入私塾读书，聪明好学，从不贪玩。无论是读书诵诗，还是开篇作文，都是成绩出众，深得老师器重。他和同学们也相处很好，肯帮助别人，小伙伴们都拥护他。几年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他不得不辍学回家，给父亲做帮手。除做好庄稼活外，农闲时还帮助父亲开粉坊磨豆腐，走村串巷叫卖。稍后，其父托人说情，送他到附近北舞渡镇文茂祥京货铺当学徒。他16岁时，经父亲包办与彭氏结婚。为摆脱夫妻不和的处境以及学徒生活的被奴役地位，他决心远离家门寻找人生道路。

    1923年，他到洛阳，先被编入吴佩孚的学兵二团，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他目击当时军阀统治下种种阶级斗争的现实，渐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在西北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于1929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重大转变，开始了他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历程。

    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共产党员吉鸿昌揭起抗日反蒋大旗，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出击康保，收复多伦。沈东平跟随吉鸿昌积极投入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同盟军失败后，军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党员分散活动，沈东平被派到河南许昌、西华一带，争取改造那里的地方武装，开辟地方上的抗日新局面。

    西华，地处豫东平原。这里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较为薄弱。三岗地区(陵头岗、都城岗、苗里岗的统称)有以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等地方实力人物为首的三支武装力量，可以争取过来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在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在这里遗留很多枪支弹药，不少村镇一些有影响的人出面把群众组织起来，利用这些武器，防匪防盗，保卫家园。都城岗的开明绅士胡晓初掌握有100多条枪。他为人爽直，有正义感，遇事敢作敢为，仗义疏财，除暴安良，不为反动当局效力。他曾在防匪守寨中多次英勇斗争，并显示过人的机智果敢的指挥艺术，很受乡亲称道和拥戴。陵头岗的侯香山幼年曾随父习武，后受过专门军事训练，握有几十条枪的武装，并担任着国民党西华县的侦缉队长。屈庄的屈申亭出身农民家庭，从小与胡晓初相识，过往甚密，在胡的影响下，他在当地也拉起了一支“看寨武装”。这三支武装的人员大多是他们3人的至亲好友，平时分散在家，有事召之即来，其宗旨是保护乡村父老利益，抵御兵匪侵扰，反对地方当局的苛政。因此，他们受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先后4次“围剿”，均得到当地群众的保护。但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行动彷徨，处境十分艰难，渴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所有这些情况，胡晓初的一位至交，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路岩岭在张家口曾向共产党组织作过全面的汇报。

    1933 年深秋，沈东平一路风尘，奉命只身来到许昌，着手开辟西华抗日根据地。他先找到从张家口返回河南，正在灞陵中学教书的路岩岭，了解到胡、屈、侯的武装情况和他们的政治态度之后一同前往西华。到了胡晓初家，沈东平开门见山，爽快地对胡说:“听说胡先生豪侠仗义，爱国卫家，广交英雄义士，我是中国共产党派来拜会胡先生的，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胡晓初先是愣了一下，随之坦然大笑，连声说:“好好好!想了多年的朋友找上门来了!”沈东平与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一见如故，促膝长谈，无拘无束，有说有笑，甚为融洽。特别是谈到以他们三人的人马枪支为基础，组建抗日反蒋武装时，胡、屈、侯三人甚表赞同。沈东平去天津向中共上级组织汇报了胡、屈、侯的政治态度、武装人员及武器弹药等情况，党组织决定他立即返回河南，组建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沈东平返豫后，首先发展路岩岭加入共产党，接着以西华、许昌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作。1934年春天的一天，沈东平在许昌大街上碰到一个熟人。这人原是共产党员，后被捕叛变，已经成为当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头子。此人一见面，便装得很亲热，拉到家里，打听沈是否还在从事地下工作。沈东平巧妙地搪塞过去。那人又说:“你不要到处乱跑了，请在我这里干吧!”凭着机敏的革命警惕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沈东平立刻意识到这个特务对自己的活动将是个极大的威胁。于是，他设法摆脱纠缠，并决计除掉这个危险分子。他立即找到路岩岭商议，当晚他俩从倾向革命的原西北军军官、任许昌保安团分队长的宁子襄那里借来两支手枪，趁黑夜执行除奸计划。刚走到那条街的西口，突然听到里面响起枪声。因情况不明，为防意外，二人只好返回。次日，沈东平急忙离开许昌，转移到西华三岗学校，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对胡、屈、侯三人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

    沈东平政治热情饱满，为人朴实、淳厚，善于团结群众。他住在胡晓初家，同胡、屈、侯三人相处，从政治到生活无话不说，很快便结成了拜把兄弟。胡晓初等打心眼里佩服沈东平的为人和才干，听从开导，相互间称兄道弟，不分彼此。沈东平对他们关心备至，一有情况，便想方设法脱离险境。一次，沈东平得知国民党当局又要派兵“围剿”，立即通过关系把胡、屈的家属转移到许昌暂避，妥善安置了住处，还给孩子们请来了家庭教师。沈东平与他们三家的家属、孩子也很融洽。每逢外出，总是问问嫂子们捎什么东西，很是贴心。孩子们也都愿意亲近他，一见面就东平叔长、东平叔短地叫个不停，一有空闲，便围拢他的身边,问寒问暖谈天说地，欢乐之情，酷似一家之人。沈东平经常给他们讲世道哲理，讲阶级斗争，讲革命故事，讲立志报国，使孩子们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后来，沈东平亲自送胡晓初的大女儿胡雪情和屈申亭的大儿子屈登瀛到延安抗大学习，帮助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

    在经常与胡、屈、侯进行个人感情交往的同时，沈东平特别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开导帮助，推心置腹地引导他们向革命行列迈进。他经常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讲解中国人民的出路是用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而打富济贫、仗义疏财是不可能彻底解救劳苦大众的。他还讲述日本侵占东北后，沦陷区人民惨遭屠杀迫害的情况和蒋介石集团不抗日而专打共产党的罪恶，介绍南方苏区组织革命武装，举行农民暴动，打击反动地主豪绅,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沈东平的话像一束束火把。给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渐渐觉悟起来，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理解，对共产党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一致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愿意为抗日反蒋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他们看到了光明，找到了出路。他们对沈东平说,过去我们看不到归宿在哪里,你一来给我们指出了光明大道。表示决心在沈东平的直接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干一番事业。通过斗争实践，他们3人对沈东平更加敬佩，很多重要事情都请沈东平决策。在沈东平帮助下,他们与旧的人生观逐步实现了彻底的决裂，毅然把这二三百人枪的武装交给了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们3人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春，共产党员吉鸿昌与宣侠父、南汉宸开始广泛联络各地抗日力量，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们一方面加强对西北军旧部的策反工作，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联络各地原西北军中具有抗日要求和爱国思想的旧军官，动员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织武装，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中原暴动。沈东平积极投入这一革命活动的组织工作，先后多次往返天津，同吉鸿昌商议组建豫东、豫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举行中原暴动的具体办法。

    1934年夏，沈东平和张有成一起，持吉鸿昌的亲笔信来到郾城，找到了赋闲在家的原西北军上校团长刘信合。双方通过攀谈，抗日志趣相同，很快交为朋友。沈东平便以此为掩护，开始了联络抗日武装的工作。当时豫西的宝丰、鲁山、郏县、临汝等县枪会林立，杆子四起。一个叫马敬斋的首领住在漯河镇牛王庙街。沈东平了解到他有一定的威望，就通过关系，首先和他接触，陈以利害，晓以大义。在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之后，又通过马敬斋的关系，多次派人到宝丰、鲁山、临汝、郏县，对地方武装的首领登门拜访，极力说服劝导，号召他们加入抗日的行列，动员他们配合吉鸿昌举行中原暴动。经过沈东平的艰苦努力，动员、组织了二三万人枪。预计抗日大旗一举，即可一呼百诺，群起响应。可是，当这个计划将要实现时，国民党特务在天津以卑劣手段捕了吉鸿昌。当时正在天津活动的沈东平见事态变化，巧妙地逃出敌人的魔爪，潜回河南，以致中原暴动的计划未能实现。

    沈东平回到河南后，时而去西华，时而到漯河，继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动工作。在经过一定的观察了解之后，他给郾城几个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干事长常寿峰的注意。常寿峰疯狂地叫嚷:“郾城快要红气冲天了!”还向蒋介石南昌行营控告，后又布置特务专门在刘信合家的对面开办一杂货店，进行监视。沈东平深感问题严重，决计除掉常寿峰。几经酝酿，决定由刘信合抓紧进行除常准备工作。一切就绪，箭在弦上。沈东平、刘信合对枪手蔡百川说，这项任务非同小可，要胆大,心细,一定战胜敌人。1935午2月19日早晨，蔡百川果敢地把常寿峰处死在郾城大街上，为人民除了一害。这一事件引起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极大恐慌和恼怒，专派一帮特务到郾城处理“常案”，扬言要捉拿凶犯，逮捕共产党人，结果共抓了70多人。面对白色恐怖,沈东平决定分散隐蔽，随即撤至上海，参加除奸工作。此时他还想念着郾城党组织的工作，写信给蔡百川，通知他到上海，继续工作，熟悉市内道路，学习行动技术。不久，刘信合因“常案”受到株连，巧妙地逃出虎口，前往上海，沈东平对刘做了妥善安置。夏季，沈东平又回到西华。

    1935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往上海学习的郑州豫丰纱厂党员徐凤山叛变，然后冒充“省委书记”回到河南。3月，省军委书记王斌在郑州被捕叛变。他们组成假省委，疯狂破坏河南地下党。至4月，郑州、荥阳、伊川、漯河、彰德等地中共组织先后被破坏，省委机构已不存在，白色恐怖笼罩全省。12月，河南开封、郑州、焦作、许昌、信阳等地掀起了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潮。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到许昌工作的王定南及贺仲莲、郭洁民等组织发动许昌灞陵中学、许昌师范等校的爱国师生和工人、店员、烟农数千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痛斥汉奸出卖华北的罪行，并向国民党河南第五行政专署请愿，使许昌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王定南到北方局向情报部长王世英汇报了这一运动的情况后，要求选派党的领导干部，组成共产党在这里的统一领导机构。于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沈东平以西华、许昌为依托，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地方组织。

    1936年初，沈东平首先到许昌与王定南、贺仲莲、郭晓棠等取得联系，听取了许昌等地党组织活动情况的汇报，并给郭晓棠、齐欣等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然后，他在许昌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宣讲国内形势、党的任务及策略，提出了以许昌为中心向附近各县发展，再逐步扩展到全省的工作意见，并成立了中共许昌党支部，他被推选为支部书记。根据当时的紧张形势，他决定党员暂时撤退和隐蔽，指派郭洁民等回北方局做军事工作，有职业掩护的同志在许昌就地坚持。会后，他即和郭晓棠一起到豫北的沁县、济源、孟县等地，找到了和党失去联系的原豫晋边临时工委负责同志，接上了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关系，并布置了工作。6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主持建立了中共许昌中心县委，领导共产党在豫中地区的工作。夏季，为了恢复全省党组织，沈东平派郭晓棠首先到开封，通过进步青年和中共党员，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开封党支部，书记杨伯笙。接着，他又到郑州建立了中共郑属工委会，书记楚光甫。然后通过同学张朝俊的关系，让郭晓棠及其妻子、共产党员齐欣一起去洛阳复旦中学任教，开辟豫西的工作，与在洛阳中学任教的吴芝圃、曲乃生、郝德青等成立了“国防教育社”，并恢复了吴芝圃、曲乃生的组织关系。他们在洛阳各校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开展声援绥远抗战以及营救“七君子”出狱运动，团结了一批进步师生，成立了中共洛阳支部(后改为中共豫西工委)，郭晓棠任书记。10月，沈东平在西华组建了中共豫东特委，自担任特委书记，直属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经过沈东平半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河南全省统一的党组织在一度中断之后再次崛起。1936年7月，沈东平在许昌主持成立了中共河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沈东平为主要负责人，郭晓棠、王定南、董汝勤参加。这标志着全省党的组织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省临时工委向全省基层党组织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八一宣言》、《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和瓦窑堡会议精神，为在河南实现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转折，更好地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新政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响。西华的群众听说捉住了蒋介石，兴高采烈，到处埋石磙,寓意为杀掉蒋介石，铲除这个祸国殃民的总头子，情绪异常高涨。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蒋介石放了，群众很难接受。沈东平立即派路岩岭速去北方局汇报群众的情绪，了解释放蒋介石的因由，请求指示。路岩岭到了天津法租界四号路长春大旅社，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接见了他，回答了他提出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既然捉住了，为什么不杀掉”的问题，并指出只有逼蒋抗日，搞国共合作，才能抗击日本侵略者。最后还送他一些宣传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沈东平按照北方局的指示，认真向群众做好解释疏导工作。在洛阳，豫西工委通过“国防教育社”组织学生向群众和国民党驻军宣传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面抗日的政策。这样，在沈东平领导下，中共河南党组织的工作纳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轨道。

    中共河南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壮大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给沈东平提出必须健全各级领导机构，加强河南党的领导的新问题。1936年11月，他去到天津，向北方局领导人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要求加派干部，增加河南党的领导力量。安子文答复了沈东平的请求，即派刘子久、王其梅、刘聚奎、张漫萍、邱少山5人到河南工作。王其梅被分配到西华，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成为沈东平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此后，沈东平和刘子久等不断巡视许昌、西华、确山、开封、荥阳、洛阳、偃师、博爱、辉县和焦作等地，扩大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1937年春，沈东平两次派栗在山到北方局，请示汇报工作，带回《火线》等党内文件和上级党对发展河南工作的指示、决议，还派他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送去河南党组织的书面工作报告。4月，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由刘子久、沈东平、吴芝圃3人组成。在省工委的领导下，河南各地党的力量进一步扩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形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毛泽东在延安对负责筹备工作的朱理治说，你的工作区域很重要，今后将是抗日的重要战略地区，要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组织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抓紧时间做好准备。毛泽东的话给河南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朱理治赴河南途中，原中共河南省工委派去接他的交通员栗在山向朱汇报了沈东平在白色恐怖下和郭晓棠等利用许昌中学作革命据点，发展豫东共产党的组织，坚决而又灵活地同国民党作斗争的情况。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召开成立会议，沈东平报告了他在西华通过胡晓初等人的关系，发展党的组织，组建革命武装，使西华成为共产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据点和隐蔽的根据地等情况。省委全体会议对西华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推选沈东平为省委委员，并代表省委领导豫东的工作。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清醒地看到河南沦陷只是个时间问题。抗日没有根据地不行，但不能被动地等待沦陷后再创建根据地，必须在日军侵占河南前做好准备。因此，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决定河南党组织要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创立强大而巩固的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新局面。省委还把培养训练干部，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准备中原游击战争作为总任务。这样，迅速开创以西华为中心的豫东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沈东平的肩上。

    他把统战工作作为创建根据地的契机，坚决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因人制宜，争取团结愿意在亡国灭种紧要关头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一切集团和个人。沈东平以楚博等地方当局主要人物为重点，开展统战工作，作出了显著成绩。

    西华县县长楚博，时年28岁，有一定的爱国思想。1937年底担任西华县县长，正值西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之际。沈东平主动接触楚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两人多次交谈，对抗日救亡的见解一致。特别是楚博察看了全县轰轰烈烈的抗日形势，倍受鼓舞，对沈东平说:“我从洛阳来西华，一进入西华县境，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呼声和歌声，感到抗日有希望了。”中共河南省委还选调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楚的姐夫张漫萍到西华协助沈东平工作。楚博从西华高涨的群众救亡活动中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佩服沈东平组织群众抗战救亡的才干，决心与共产党合作，遂聘请沈东平为县政府秘书，全县大事情都与沈东平一起商量，交给沈东平处理。楚博还亲自到陵头岗，站在雪花纷飞的操场上，向中共豫东特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话。他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一个小小的日本却来欺负我们，实在是奇耻大辱。凡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们能不奋起抗战吗?能甘愿当亡国奴吗?'我相信，只要坚持国共合作，不再打内战，举国上下一致抗日，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对沈东平说:“你们的训练班办得好，中国人民只要有此精神，决不会亡国。我也要办这样的训练班。我负责筹办，负责经费，你们出人，负责教学讲课，多训练一些青年人，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守土抗战打游击。”从1938年2月开始，楚博在县城连续办了两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中共豫东特委派人主持，培养抗日骨干达六七百人。楚博深感此时此地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是实现自己救国救民夙愿的最好机会，便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与共产党建立豫东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统一起来。如政权建设、组建部队、救亡运动等重大事项,大多都以县政权的力量给予实施。1938年春,沈东平极力说服楚博，革新政治，发展全县抗日运动的好形势。在沈东平的支持下，楚博以县长名义把全县原来的4个顽固的区长全部革职,委派魏凤楼、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担任区长。接着，又把全县所有破坏抗战、消极抗日、贪生怕死、腐化堕落的联保主任、保长统统撤掉，换上爱国抗日、决心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人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过训练的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特委又在各区成立了区委和区政治处，各联保派了民运指导员，成立了中共的支部，实现了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这样，全县4个区58个联保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实现了对旧政权脱胎换骨的改造。西华县政府实际上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而又是合法的抗日民主县政权。

    经过沈东平的具体帮助和民族解放战争烈火的锻炼，楚博的思想由爱国民主逐步地发展到信仰共产主义。根据楚博的政治表现和强烈要求，沈东平及时决定由张漫萍、刘作孚二人介绍，接受楚博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对于推动豫东抗日斗争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39年12月17日，楚博遭到国民党杀害。

    在与楚博建立统战关系，奠定了中共党组织在西华坚实的工作基础之后，沈东平又开展了对国民党淮阳专员刘莪青的统战工作，在其所辖的10余县区域内广泛地开展抗日活动。刘莪青是老同盟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委委员。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他就同情共产党，有爱国心，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和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极为不满。沈东平通过楚博同刘莪青建立了较好的个人感情。当沈东平提出帮助专署使抗日活动从西华推向全区时，刘莪青非常赞成，当即表示愿意合作，并聘请沈东平为专署秘书，共商全区抗日大事。随后，沈东平派人到专署工作，彼此坦诚合作。一次，沈东平搞宣传、建立武装缺少青年学生，刘莪青慷慨支援。豫东特委在陵头岗办训练班，他送去淮阳师范和中学生100多名参加学习。在沈东平的鼓励和具体帮助下，刘莪青在淮阳城北太昊陵内也办起了抗日干部训练班，并邀请沈东平前去指导，还派共产党员去直接主持训练。其后，沈东平又通过刘莪青委派魏风楼出任扶沟县长，开辟了新的抗日阵地。

    沈东平对原西北军失意军官魏凤楼的统战工作同样作出了显著的成绩。魏是西华魏营人，早年加入西北军，跟随冯玉祥去过苏联，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检阅，曾任过冯的军长。冯玉祥两度隐居泰山时，魏任冯的手枪营长。其间，沈东平曾委派胡晓初到泰山与魏凤楼进行联系。七七事变之后，冯玉祥派魏凤楼返回家乡河南开展抗日活动，遭到刘峙的通缉。沈东平知道后，请魏出来带领群众抗日，并特意送给他一本《论列宁主义基础》。魏识字不多，好多名词不大懂，沈东平就吩咐共产党员李子木为他解释词语，讲解大概内容，帮助领会革命道理。魏凤楼十分感动。他说:“我魏凤楼回到家乡，吃家乡的饭，喝家乡的水，就得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谁欺负乡亲们，就揍谁。日本军队胆敢来，我就和乡亲们一起，狠揍侵略者!”他把从武汉带回来的武器弹药等军需品全部交给了豫东特委。后来，在沈东平的亲自关注下，特委批准魏凤楼成为一名特别共产党员。魏先后出任西华一区区长、扶沟县县长、鹿邑县县长。他在扶沟城内孔庙、姜师堂中学开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培养青年干部400多人。后来，特委通过关系，让他到鹿邑就任县长，开辟了一个新的抗日前沿阵地。他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多次支援彭雪枫部队，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深入敌后抗日，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沈东平还注意争取驻扎在西华的国民党部队原东北军一0五师。他派人与之取得联系，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唱抗战歌曲。对东北籍的官兵，便用“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激发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特委还不断组织球队同他们举行篮球比赛，并邀师长赵毅到普理学校给师生作报告，联络感情;相处十分友好。1938年春荒，中共豫东特委组织武装人员在贾鲁河上截获国民党河南省当局要人非法贩运的18船粮食时，该部特意予以保护，在整个截粮行动结束之后，才派人到河边，朝天虚放几枪，向国民党政府敷衍了事。

    沈东平和豫东特委多次开办各种类型的抗日干部训练班，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早在1935年8月，沈东平让胡晓初出面，在陵头岗办起了私立“普理”学校，“普理”二字以谐普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之意，作为他们开展活动的掩护和基地。1936年底，特委在这里举办了第一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为期3个月，培养干部20多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为迅速发展抗战救亡的形势，急需大批干部去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动员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沈东平根据省委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干部、扩大革命领导力量的决定，立即以普理学校为基地，全力开展训练工作，并逐步扩大范围。当时，豫东各种训练班规模之大，期数之多，训练人员之广，可称得是华中典范。据统计，豫东特委在此期间先后在西华的三岗、城关、逍遥、西湖、枣口、西夏亭、龙池头、潘岗、屈庄、肖横、红花集、寇寨和扶沟、鄢陵、淮阳、商水、沈丘等地总共举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中共党员、中共支部书记训练班、联保主任、保长训练班等40多期，先后培养青年学生、小学教员、青年农民、少年团干部、自卫团干部、支部委员、区长、联保主任、保长等各种人员4400多人次，为开展豫东敌后游击战争作好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充分准备。

    沈东平和中共豫东特委的同志们为培养革命力量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从每一期的招收学员、课程设置到实际训练,他们都亲自过问,一一落实。整个训练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内容有毛主席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和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内外时事政治、游击战术、连队政治工作及步兵操典、野外勤务，有的还学习了战时侦察与谍报、战时救护等。沈东平、王其梅、刘作孚、王子英等特委成员都亲自讲课。他们还安排学员到西华各乡书写标语、唱歌、演讲，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沈东平经常深入到学员中间，一起啃窝窝头，一块睡大铺，与他们谈心、交朋友，并在生活上给予关怀。西华第二期训练班于1937年底在普理学校开办时，正值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寒冬季节，条件非常艰苦。从淮阳来参加训练的青年学生中，有不少人很不习惯用河水洗脸。沈东平就第一个走到河边，用毛巾在河水中擦脸，并耐心地向学员们讲解用冷水洗脸的好处。不久，大家都适应了训练班的艰苦条件。同志们在思想上和作风上都得到很大提高和锻炼，在后来的创建豫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起了骨干作用，其中大多数人员成为中共豫东党组织在各方面的领导骨干。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打败侵略者。沈东平与中共豫东特委的同志们一道进行了广泛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促成豫东大地抗日高潮的迅猛兴起，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沈东平同豫东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群众利益的代表，当群众危难之际，他便出现在群众面前。1937年初，豫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广大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春节将至，大多数农户揭不开锅，农村青年纷纷外出逃荒。而当地的地主、奸商不顾人民的死活，把大批粮食囤集起来，并无限制地抬高粮价,对群众苛刻盘剥。沈东平领导的中共豫东特委研究决定，发动“借粮”斗争，救济贫苦农民。首先从西华县胡楼村恶霸地主胡逊安开刀。沈东平亲自指挥，王其梅精心组织，顺利地完成了“借粮”，使老百姓得救了。因此，老百姓对共产党感激不尽，沈东平不论走到哪里，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沈先生”。

    为使豫东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沈东平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他终日风尘仆仆，踏遍豫东大地，不论是党的工作，还是政府的事情，从工人、农民、学生组织到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他都要亲自组织或给予具体的指导，真是废寝忘食。一天中午，沈东平在处理完一连串的工作之后，刚端起饭碗，一边克一边听着一个同志汇报淮阳学生运动的情况。这时又有人来找，他放下碗筷谈话。好不容易谈完，刚往嘴里扒了两口饭，抗训班来人请示学员分配问题，他又放下碗研究起来。送走抗训班主任后，沈东平伸手去拿筷子,电话铃响了，楚博县长请他去办件急事、他二话没说，起身就走。淮阳学生一把拉住他，要他吃过饭再去办事。沈东平回答说:“饭，过了这个时候还能再吃，但这件事，误了时间就办不成了!”由于过度劳累，他两颊瘦削，本来就凹陷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等革命胜利了我要睡它七天八夜，可现在不行。

    在沈东平的具体领导下，豫东特委组织了各种宣传队、演出队在城乡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抗日剧目，教唱救亡歌曲，还自编一些抗日顺口溜，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如:

    说日本，道日本，日本真是虎狼心，

    攻辽宁，陷吉林，黑龙江热河顺口吞。

    占我地，杀我民，堂堂大国受蹂躏。

    举红旗，拿起枪，坚决打倒小日本!

    这首歌激励着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着人民的抗敌斗志。在城乡形成了强大的抗日舆论。沈东平还安排妻子朱竟仙和胡晓初的女儿胡雪情开展发动妇女儿童的工作。她们在逍遥镇以幼儿园教师的身份，通过家访的形式，亲自深入到各个家庭和群众中广泛联系，讲解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关系，组织姊妹队、姐妹团，教唱抗战歌曲。还举办妇女识字班，通过识字教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自编了一些简单易记的抗日儿歌教儿童演唱。如:“小杆杖，两头尖，打倒小鬼和汉奸，日本是咱的大敌人，汉奸是咱的心腹患，全国大众一条心，坚决把它消灭完。”沈东平具有很强的鼓动能力，特别善于做群众工作，不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总能把话说到群众心窝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华砖桥召开的一次万人大会上，沈东平像拉家常一样，用群众习惯的语言，阐明全民抗战、武装抗日的迫切性和抗战一定胜利的道理。他说:“乡亲们都知道，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不守徐州，让日军大摇大摆地占领了徐州。南京早已失陷了，开封、郑州、洛阳整个陇海线也动摇了。国民党老爷太太坐汽车骑着马，由几十万大军掩护着一直向西跑，我们老百姓的妻儿老小往哪里跑?日军在南京见人就杀，一连杀了十几天，杀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中国人，就是要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不抵抗，能行吗?!”沈东平还帮助群众具体分析日本兵少占地多，中国人多地面大，到处可以打游击的形势，增强群众抗战的信心，号召大家就地坚持，守土抗战，保家卫国。他的声音，深深地印人群众心里，连会场周围的孩子们也都不吵不闹，静静地听着。

    在充分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沈东平领导豫东特委一班人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把群众组织到各种抗日团体之中。西华全县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例如，凡年满18至49岁的男性编入自卫队，50岁以上组成老人指导团，7岁至16岁者组成少先队和儿童团。另外还利用姊妹队、妇女队、老婆会等形式，把广大妇女也组织起来。总之，男女老少都加人了抗日救亡行列。这些组织起来的群众，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站岗放哨，唱抗日教亡歌曲，演抗日救亡剧目。西华抗日高潮的兴起，推动了豫东各县如淮阳、沈丘、项城、商水、扶沟、鄢陵、临颍、许昌、周口等地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广袤的豫东平原上燃起了抗日救亡的漫天烽火。西华的抗日救亡活动曾受到省委的多次赞扬。彭雪枫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西华“各种工作略同边区规模”，对沈东平开辟豫东抗日根据地的贡献作了最恰当的评价。

    1938年6月5日，开封沦陷，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妄图攻下郑州后南下武汉，以占领华中，窃据中原。蒋介石几十万大军闻风西逃，并于6月9日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犯。滚滚黄河水像猛兽一样，吞没了豫东、皖西大片土地和村庄。中共豫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豫东沦陷后“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的指示和省委关于迅速将工作重点由一般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变为武装斗争的精神，决定在西华立即组建抗日部队。由于沈东平的努力，组建抗日部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西华县的县、区武装已经为共产党组织所掌握;沈东平等人培养出来的抗日军事干部已经可充当部队骨干;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发动起来，有了充足的兵源。沈东平、王其梅等首先动员共产党员骨干及在各种训练班受过训练的学员带领青年农民积极参加抗日部队，并决定充分利用政权的力量加快部队组建。他们让县政府出面，向全县各界发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的号召，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守土抗战，不当亡国奴。每区组建一个团队，每联保征集20人枪。一经发动，群起响应。地方上一些拥护抗日的头面人物积极捐枪捐款，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很快便组建了一支抗日部队，番号叫“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团”。后改称“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人员曾发展到3000余人，其中党员 380多名。县长楚博任司令，沈东平任参谋长(实际是政治委员),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任副司令兼一、二、三支队司令。

    为了保证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特委机关就设在政治部里。部队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自卫军和各支队都设政治部，大队设政治教导员，中队设政治指导员，每排设生活指导员。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中队都建立了中共支部，成为部队团结战斗的堡垒。部队认真贯彻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建军原则，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沈东平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很细。他经常深入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讲抗日救国、守土抗战、爱国爱民是中华好男儿应尽本份，讲困难当头，要为国出力，为民报效等等。他还组织部队大唱救亡歌曲，活跃政治文化生活，使部队充满旺盛饱满的革命激情。他们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队列教练只作些整齐法、步法训练，重点放在单兵、班、排、连的战术战斗训练上，其中以投弹、射击、利用地形地物训练为主。经过短期集训，这支抗日武装迅速成长为一支有严密组织、严明纪律、较高思想觉悟和较强战斗力的部队。

    1938年5月，徐州失守，豫东大地沦陷，人民大众正遭受着日军铁蹄的践踏和蹂躏。新黄河以西，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指战员秣马厉兵，待命渡河杀敌。这时，彭雪枫从竹沟来到了西华，视察人民抗日自卫军。他对沈东平说:西华部队政治、军事训练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练兵不能光在操场上，要靠实战。要积极准备，早日启程开赴前线。

    沈东平按照彭雪枫的指示，紧急动员部队，准备出征，到敌人后方去，展开一场威武雄壮的豫东抗日游击战争。他把部队分作两个梯队进军豫东。一梯队由沈东平、王其梅、胡晓初、侯香山率领,共4个大队，1500余人，先行出发;二梯队由屈申亭、王学武率队继续跟进。在沈东平率领下，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豫东平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

    1938年7月16日，天色未明，一阵紧急的集合号声在自卫军驻地响起。指战员们如同听到“凯旋号”声，既兴奋，又激动，立即披挂整齐，一律身穿紫花布简易军装，扛着机枪、步枪集合在操场上。沈东平让胡晓初作了战前动员之后,战士们沸腾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发出誓言:“不把日军赶出中国去，誓不回家!”

    这天,整个道陵岗都欢腾起来。周围的群众很早来到道路两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送自卫军出征。他们把早已准备好的鸡蛋、馒头、毛巾、布鞋……往战士口袋里装，还拉着战士的手叮嘱着:“对日本军和汉奸，要多杀他几个，为乡亲们出气!”“孩子，打了胜仗别忘了给大娘捎个信来!”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新黄河边上，一只只巨龙一样的帆船，载着战士们乘风破浪，向东岸驶去。

    在行军途中，沈东平时刻注意着战士们的情绪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东渡黄河，有些年轻战士初离家乡，难免流露出眷恋故土之情。沈东平看到这种情况就插进部队中一起行军，帮助战士背背包，又聊天，又做思想工作。他用“鸟爱巢，不爱树，大树倒，往哪住”这首富有哲理的民谣启发战士们懂得，只有赶走日本侵略军，才能保住家乡，才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战士含着泪水对沈东平说:“不赶走日军，我决不回家!”

    部队向敌后睢(县)杞(县)太(康)地区行进。溃退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之处，村庄被洗劫一空，到处一片凄惨。一路上所见所闻令抗日战士们触目惊心。睢县河堤岭逃出来的一位老大娘跑到自卫军驻地，悲愤地哭诉日军的暴行。她家7口人就被日军杀害了6口,连一个不满3岁的小孩也被活活戳死，她的眼泪都哭干了，少气无力地拉着战士们的手说:“你们可要为我一家报仇啊!”战士们的肺都要气炸了，决心讨还日本强盗欠下的血债。

    沈东平带领部队行至太康县转楼时，豫东抗日第三支游击支队司令员吴芝圃专程来此迎接。沈东平和吴芝圃紧紧握手，旧友新知，相聚一堂，眼见豫东武装抗日风暴将起，心情十分兴奋。吴芝圃介绍了睢杞太地区的敌情，两人就开展豫东抗日游击战争，交换了意见。之后，西华部队就地休息，准备两天后开至杞南游击区中心符离集，同三支队举行胜利会师大会，然后两支队伍并肩作战，在广阔的豫东平原上，打出一个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就在这个时候，西华部队获悉:睢县一部分日军，押大车数辆，出城给驻城南河堤岭的日军据点运送弹药、给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沈东平决定打一个伏击战，夺取敌人的辎重。

    1938年7月29日，沈东平亲带手枪队一部和王华山中队到马路口村设伏。马路口，距河堤岭5华里，睢杞公路从中穿过，是敌人必经之地。沈东平把部队部署在村北道路两旁的高粱地里，准备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上午9点多钟，日军押着大车，自北向南，向马路口缓缓而来。日军骄横无比，旁若无人，进入了伏击圈。沈东平一声今下，战士们射出了密集的子弹，有几个鬼子应声倒下。日军对这猛烈的突然袭击，毫无准备，顿时大乱，丢下车辆，慌忙趴倒路边。趁敌人混乱之机，战士们勇猛跃出青纱帐，与敌人短兵相接。狡猾的敌人从惊恐中苏醒过来，兵分两股，一股原地相持，一股迂回着向村子里退去。沈东平命令三中队留在村外对付剩下的敌人，自己带着手枪队的部分战士冲进村子，抢占一座楼房。盘踞在河堤岭据点的敌军听到枪声，立即出兵增援，一路把三中队卡在村外，一路扑进村子，包围了楼房。王华山中队从村外发起冲锋，向沈东平靠拢，但日军用轻重机枪封锁道路，几次猛冲不进，被迫撤退。驻在平岗的自卫军官兵，得悉沈东平被围，迅速赶来增援，不料中途受日军阻击，反复冲杀，仍不能靠近马路口。敌众我寡，战局险恶。这时日军围攻楼房，沈东平临危不惧，率手枪队奋力抵抗，英勇战斗，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日军见楼房久攻不下，就用钢炮、轻重机枪，对准楼房倾泻而下，把树枝柳条打落一地，炮弹掀起的泥土、弹皮带着尖利的呼啸四散在空中。沈东平坚守阵地，沉着指挥，打得日军在水塘边、墙角处留下一具具尸体。楼房在枪林弹雨之中，屹然不动。于是，野蛮的敌人在楼房后墙挖了三个洞，架起机枪向楼上扫射。沈东平又一次集中火力，封堵墙洞，消灭了敌人的突破口。不幸，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沈东平的右臂，两个战士为他包扎了伤口后，他继续指挥大家奋力还击。当敌人的又一次反扑被打退后，沈东平的腿上又负了伤。此时，多数战士已经牺牲，只剩下沈东平和4名战士。下午，日军残忍地发射了燃烧弹，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情况万分危急。战士们恳求说:“参谋长，你快突围吧!我们掩护你!”沈东平说:“不，我来掩护，你们突出去，传我的命令，要三中队立即撤退!”4名战士含着眼泪正要下楼往外冲，沈东平突然倒下了，鲜血从他的腹部涌出。他一见到转回到身边的战士，严厉命令:“快冲出去!”当战士下楼时，他最后又向敌人扔出了一颗手榴弹，便倒在烈火之中。

    夕阳西下，日军见楼房里已完全停止了射击，匆匆撤去。枪声停了，自卫军官兵奔进村子，眼前的一切使他们惊呆了:楼房在冒烟，沈东平等烈士被烧焦的尸体横躺在楼房内、楼道口、小院里。在收殓烈士遗体时，竟发现一位战士苏醒过来，含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讲了沈东平带领他们还击日军的一切。第二天，这位战士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沈东平等18名勇士，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在弹雨和烈火之中，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马路口战斗中，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与敌激战竟日，打死日军45人，缴获辎重一部。当时，日军十分猖狂，而这次伏击战受到迎头痛击和重大杀伤，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此战挫伤了敌人的锐气，鼓舞了人民群众。但是，可惜自卫军忽视了游击战术的原则,没有在伏击成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之后，迅速撤出战斗，进人青纱帐。沈东平率部上了小楼，成了敌军攻击的目标，在敌军组织反攻，睢县和河堤岭之敌先后南北增援的情况下，沈东平等陷入重围，腹背受敌，毫无退路，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沈东平的牺牲，使中共豫东特委失去了主要领导人，自卫军失去了实际上的政治军事总指挥，不但对于豫东，而且对于整个中原抗战都是重大的损失。

    在创建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沈东平以大量的工作实绩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在豫东人民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当他牺牲之后，自卫军官兵望着英雄被烧焦的遗体，悲痛欲绝。王其梅、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和战士们一起，抱着沈东平和其它牺牲战士的身躯，摸来摸去，从头摸到脚，从脚又摸到头，人人哭得浑身发抖，汗水和泪水流在一起，浸湿了马路口的土地。第二天，自卫军全体官兵在驻地平岗和当地军民一起安葬了烈士，并为沈东平等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哭泣声、哽咽声哀天恸地。吴芝圃赶来致悼词，号召全体自卫军官兵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参谋长报仇。彭雪枫闻讯后也赶到西华，慰问沈东平家属，并将噩耗电告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人民群众对沈东平的怀念之情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减弱。1951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沈东平为革命烈士，吴芝圃主席亲自安排抚恤烈士家属，将沈东平的女儿和弟弟送进学校读书并安排了工作。1954年，决定将烈士遗骨迁到家乡安葬。时过16年之后，半岗的一位石匠主动协助寻找沈东平的坟墓。他说,参谋长牺牲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很悲痛，为纪念他，又不让日本人发现，我悄悄刻了一块砖碑，放在参谋长的棺材顶上。按照这位老石匠的指点，果然在沈东平墓穴里挖出了一块刻有“沈东平”三个字的汉砖砖碑。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竟然诬陷沈东平为“叛徒”、“特务”，致使沈东平烈士以及当年跟随沈东平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包括沈东平的亲属蒙不白之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河南省委于1979年10月25日在省委礼堂隆重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赵文甫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1979年211号文件《关于为沈东平烈士平反昭雪的决定》，叙述了沈东平的革命事迹，对沈东平为党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沈东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沈东平同志永垂不朽!(文稿校对：见习记者王湘媛)

    (此文摘自《中共漯河党史人物传》一书)

 

    文章出处：《永远不能忘记的岁月—漯河人民抗日纪实》（漯河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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